《周易》制作的时代，已不可考了。《系辞传》有两处试提出作《易》年代的推测：一处说：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结，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又一处说：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不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辩义，“巽”以行权。
《易》卦爻辞已有“箕子之明夷”（“明夷”五爻），“王用享于岐山”（“升”四爻）的话，似乎不会是“文王与纣”的时代的作品。“文王囚居里而作《易》”的说法，也是更后起之说。《系辞》还是猜度的口气，可见得《系辞》以前尚没有文王作《易》的说法。《系辞》的推测作《易》年代，完全是根据于《易》的内容的一种很明显的人生观，就是“其辞危”“惧以终始，其要无咎”。从第一卦的“君子终日乾乾久惕若厉，无咎”，到第六十四卦的“有孚于饮酒，无咎”，全书处处表现一种忧危的人生观，教人戒惧修德，教人谦卑巽顺，其要归在于求“无咎”，在于“履虎尾不人”。《系辞》的作者认清了这一点，所以推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个观察是很有见地的。我们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推测《易》的卦爻辞的制作大概在殷亡之后，殷民族受周民族的压迫最甚的一二百年中。书中称“帝乙归妹”（“泰”五爻），“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更可见作者是殷人。所谓“周易”，原来是殷民族的卜筮书的一种14。经过了一个不短的时期，方才成为一部比较通用的筮书。《易》的六十四卦，每卦取自然界或人事界的一个现象为题，其中无甚深奥的哲理，而有一些生活常识的观察。“需”卦所说似是指一个受压迫的知识阶级，处在忧患险难的环境，待时而动，谋一个饮食之道。这就是“儒”。（“蒙”卦的初爻说：“发蒙，利用刑人，用说（脱）桎梏以往，吝。”这里说的也很像希腊的俘虏在罗马贵族家里替他的主人教儿子的情形。）
孔子的时候，有“君子儒”，也有“小人儒”。我们先说“小人儒”的生活是怎样的。
《墨子·非儒》篇有一段描写当时的儒：
夫（夫即彼）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毕沅据《孔子世家》。解浩居为傲倔），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避）之。是若人气，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贲即奔字）。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
夫（彼）□□□□（孙诒让校，此处疑脱“春乞”□□四字），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财）以为恃，因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这虽然是一个反儒的宗派说的话，却也有儒家自己的旁证。《荀子·儒效》篇说：
逢衣浅（《韩诗外传》作博）带，解果其冠（杨注引《说苑》淳于述“邻圃之祠田，祝曰，蟹螺者宜禾，邪者百车。”“蟹螺盖高地也，今冠盖亦比之。”），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王念孙云：举读为相与之与）其上客，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用战国晚期荀卿的话来比较墨子的话，我们可以相信，在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之间，已有这种俗儒，大概就是孔子说的“小人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