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逊为殷人在亡国状态下养成的一种遗风，与基督教不抵抗的训条出于亡国的犹太民族的哲人耶稣，似有同样的历史原因11。《左传》昭公七年所记孔子的远祖正考父的鼎铭，虽然是宋国的三朝佐命大臣的话，已是很可惊异的柔道的人生观了。正考父曾“佐戴武宣”三朝；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宋戴公元年当周宣王二十九年（前七九九），武公元年当平王六年（前七六五），宣公元年当平王二十四年（前七四七）。他是西历前八世纪前半的人，离周初已有三百多年了。他的鼎铭说：
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于是，于是，以余口。
这是殷民族的一个伟大领袖的教训。儒之古训为柔，岂是偶然的吗？
不但柔道的人生观是殷的遗风，儒的宗教也全是“殷礼”。试举三年之丧的制度作一个重要的例证。十几年前，我曾说三年之丧是儒家所创，并非古礼；当时我曾举三证：
一、《墨子·非儒》篇说儒者之礼曰：“丧父母三年。……”此明说三年之丧是儒者之礼。
二、《论语》记宰我说三年之丧太久了，一年已够了。孔子弟子中尚有人不认此制合礼，可见此非当时通行之俗。
三、孟子劝滕世子行三年之丧，滕国的父兄百官皆不愿意，说道：“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鲁为周公之国，尚不曾行过三年之丧。（《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页一三二）
我在五六年前还信此说，所以在《三年丧服的逐渐推行》（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一卷二号）一篇里，我还说“三年之丧只是儒家的创制”。我那个看法，有一个大漏洞，就是不能解释孔子对宰我说的：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如果孔子不说诳，那就是滕国父兄百官扯谎了。如果“鲁先君莫之行”，如果滕国“先君亦莫之行”，那么，孔子如何可说这是“天下之通丧”呢？难道是孔子扯了谎来传教吗？
傅斯年先生前几年作《周东封与殷遗民》，他替我解决了这个矛盾。他说：
孔子之“天下”，大约即是齐鲁宋卫，不能甚大。……三年之丧，在东国，在民间，有相当之通行性，盖殷之遗礼，而非周之制度。当时的“君子（即统治者）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士及其相近之阶级则渊源有自，“齐以殷政”者也。试看关于大孝，三年之丧，及丧后三年不做事之代表人物，如太甲，高宗，孝己，皆是殷人。而“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者三年”，全不见于周人之记载。
傅先生的说法，我完全可以接受，因为他的确解答了我的困难。我从前说的话，有一部分是不错的，因为三年之丧确是“儒”的礼；但我因为滕鲁先君不行三年丧制，就不信“天下之通丧”之说，就以为是儒家的创制，而不是古礼，那就错了。傅先生之说，一面可以相信滕鲁的统治阶级不曾行此礼，一面又可以说明此制行于那绝大多数的民众之中，说它是“天下之通丧”也不算是过分的宣传。
我可以替傅先生添一些证据。鲁僖公死在他的三十三年十一月乙巳（十二日），次年（文公元年）夏四月葬僖公，又次年（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为文公聘妇。《左传》说：“礼也。”《公羊传》说：“讥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三年之内不图昏。”此可证鲁侯不行三年丧。此一事，《左传》认为“礼也”，杜预解说道：“僖公丧终此年十一月，则纳币在十二月也。”然而文公死于十八年二月，次年正月“公子遂如齐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杜预注云：“不讥丧娶者，不待贬责而自明也！”此更是鲁侯不行三年丧的铁证了。《左传》昭公十五年：
六月乙丑，王太子寿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