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殷墟（安阳）出土的遗物与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这个宗教根本上是一种祖先教。祖先的祭祀在他们的宗教里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丧礼也是一个重要部分（详下）。此外，他们似乎极端相信占卜：大事小事都用卜来决定。如果《洪范》是一部可信的书，那么，占卜之法到了殷商的末期已起了大改变，用龟卜和用兽骨卜之法之外，还有用蓍草的筮法，与卜并用。
这种宗教需用一批有特别训练的人。卜筮需用“卜筮人”；祭祀需用祝官；丧礼需用相礼的专家。在殷商盛时，祝宗卜史自有专家。亡国之后，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往往沦为奴虏，或散在民间。因为他们是有专门的知识技能的，故往往能靠他们的专长换得衣食之资。他们在殷人社会里，仍旧受人民的崇敬；而统治的阶级，为了要安定民众，也许还为了他们自己也需要这种有知识技能的人，所以只须那些“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也就不去过分摧残他们。这一些人和他们的子孙，就在那几百年之中，自成了一个特殊阶级。他们不是那新朝的“士”；“士”是一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阶级，是新朝统治阶级的下层。他们只是“儒”。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故在那几百年社会骤变、民族混合同化的形势之中，他们独能继续保存殷商的古衣冠，——也许还继续保存了殷商的古文字言语（上文引的《墨子·公孟》篇与《非儒》篇，都有“古言服”的话。我们现在还不明白殷周民族在语言文字上有多大的区别）。在他们自己民族的眼里，他们是“殷礼”（殷的宗教文化）的保存者与宣教师。在西周民族的眼里，他们是社会上多才艺的人，是贵族阶级的有用的清客顾问，是多数民众的安慰者。他们虽然不是新朝的“士”，但在那成周宋卫齐鲁诸国的绝大多数的民众之中，他们要算是最高等的一个阶级了。所以他们和“士”阶级最接近，西周统治阶级也就往往用“士”的名称来泛称他们。《多士》篇开端就说：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王若曰：尔殷遗多士！……
下文又说：
王若曰：尔殷多士！……
王曰：告尔殷多士！……？?
《多方》篇有一处竟是把“殷多士”特别分开来了：
王曰：呜呼，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
《大雅·文王》之诗更可以注意。此诗先说周士：
陈锡哉周，侯（维）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次说殷士：
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维）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王之荩臣，无念尔祖。
前面说的是新朝的士，是“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后面说的是亡国的士，是臣服于周的殷士。看那些漂亮的、手腕敏捷的殷士，在那王朝大祭礼里。穿着殷人的黼，（《士冠礼记》：“周弁，殷，夏收。）捧着鬯酒，替主人送酒灌尸。这真是一幕“青衣行酒”的亡国惨剧了！（《毛传》以“殷士”为“殷侯”，殊无根据。《士冠礼记》所谓“殷”，自是士冠。）
大概周士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而殷士是受治遗民的最上层。一般普通殷民，自然仍旧过他们的农工商的生活，如《多方》说的“宅尔宅，畋尔田。”《左传》昭十六年郑国子产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偶，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水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徐中舒先生曾根据此段文字，说：“此《商人》即殷人之后而为商贾者。”又说，“商贾之名，疑即由殷人而起。”（《国学论丛》一卷一号，页一一一。）此说似甚有理。“商”之名起于殷贾，正如“儒”之名起于殷士。此种遗民的士，古服古言，自成一个特殊阶级；他们那种长袍大帽的酸样子，又都是彬彬知礼的亡国遗民，习惯了“犯而不校”的不抵抗主义，所以得着了“儒”的浑名。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那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人生观。（傅斯年先生疑心“儒”是古代一个阶级的类名，亡国之后始沦为寒士,渐渐得着柔懦的意义。此说亦有理，但此时尚未有历史证据可以证明“儒”为古阶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