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初到春秋时代，都是殷文化与周文化对峙而没有完全同化的时代。最初是殷民族仇视那新平定殷朝的西来民族，所以有武庚的事件，在那事件之中，东部的薄姑与商奄都加入合作。《汉书·地理志》说：
齐地，……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蒲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史记·周本纪》也说：“东伐淮夷，践奄，迁其君薄姑。”《书序》云：“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但皆无灭蒲姑以封太公的事。）
《史记》的《周本纪》与《齐太公世家》都说太公封于齐是武王时的事，《汉书》明白地抛弃那种旧说，另说太公封齐是在成王时四国乱平之后。现在看来，《汉书》所说,似近于事实7。不但太公封齐在四国乱后；伯禽封鲁也应该在周公东征四国之后。“四国”之说，向来不一致：《诗毛传》以管、蔡、商、奄为四国；孔颖达《左传正义》说杜注的“四国”为管，蔡，禄父（武庚），商奄。《尚书·多方》开端即云：
唯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
此时武庚、管、蔡已灭，然而还用“四国”之名，可见管、蔡、武庚不在“四国”之内。“四国”似是指东方的四个殷旧部，其一为殷本部，其二为商奄（奄有大义，“商奄”犹言“大商”，犹如说“大罗马”“大希腊”），其三为薄姑，其四不能确定，也许即是“徐方”。此皆殷文化所被之地。薄姑灭，始有齐国；商奄灭，始有鲁国。而殷本部分为二：其一为宋，承殷之后，为殷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其一为卫，封给康叔，是新朝用来监视那残存的宋国的。此外周公还在洛建立了一个成周重镇。
我们现在读《大诰》、《多士》、《多方》、《康诰》、《酒诰》、《费誓》等篇，我们不能不感觉到当时的最大问题是镇抚殷民的问题。在今文《尚书》二十九篇中，这个问题要占三分之一的篇幅（《书序》百篇之中，有《将蒲姑》，又有《毫姑》）。其问题之严重，可以想见。看现在的零碎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倒殷之后，还立武庚，又承认东部之殷旧国。第二步是武庚四国叛乱之后，周室的领袖决心用武力东征，灭殷四国，建立了太公的齐国、周公的鲁国。同时又在殷虚建立了卫国，在洛建立了新洛邑。然而周室终不能不保留一个宋国，大概还是承认那个殷民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不能不在周室宗亲（卫与鲁）、外戚（齐）的包围监视之下保存一个殷民族文化的故国。
所以在周初几百年之间，东部中国的社会形势是一个周民族成了统治阶级，镇压着一个下层被征服被统治的殷民族8。傅斯年先生说“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引见上文）。这个论断可以适用于东土全部。这形势颇像后世东胡民族征服了中国，也颇像北欧的民族征服了罗马帝国。以文化论，那新起的周民族自然比不上那东方文化久远的殷民族，所以周室的领袖在那开国的时候也不能不尊重那殷商文化。《康诰》最能表示这个态度：
王曰，呜呼，封，汝念哉……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又民。汝丕远唯商成人，宅心知训。……
同时为政治上谋安定，也不能不随顺着当地人民的文化习惯。《康诰》说：
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
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
此可证《左传》定公四年祝佗说的话是合于历史事实的。祝佗说成王分封鲁与卫，“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而他封唐叔于夏虚，则“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杜注：“皆，鲁卫也。启，开也。居殷故地，因其风俗，开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但统治者终是统治者，他们自有他们的文化习惯，不屑模仿那被征服的民族的文化。况且新兴的民族看见那老民族的灭亡往往由于文化上有某种不适于生存的坏习惯，所以他们往往看不起征服民族的风俗。《酒诰》一篇便是好例：
王曰，封，我西土……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这是明白的自夸西土民族的胜利是因为没有堕落的习惯。再看他说：
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唯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