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据的命运，是因为“巫蛊之祸”而发生重大转折的。
汉武帝晚年，行政苛烦，为法严厉，而且迷信方士神巫，年迈多疑，喜怒无常。《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说：“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又多病，“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于是指使酷吏清查“巫蛊”，严刑逼供，形成空前的大狱，据说有数万人冤死，这就是西汉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祝诅”，就是祝告鬼神，以加祸于仇人。
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巫蛊之祸”条写道：“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而“心术既荒，随念招妄”，“迷不复开”，也是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之一。
“巫蛊之祸”随即引发了都城长安以汉武帝调动和指挥的政府军为一方，以太子刘据发动的长乐宫卫戍部队和武装市民为另一方的直接的战争。鏖斗之激烈，据说伤亡数以万计，大路两旁的沟水，都被鲜血染红。“巫蛊之祸”作为发生于汉武帝统治晚期的一场剧烈的动乱，使汉帝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也形成了深刻的社会震动，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演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巫蛊”，本来是以民间礼俗迷信作为观念基础而施行的加害于人的一种巫术形式。“蛊”的原义，大约是以毒虫让人食用，使人陷于病害。《说文·虫部》写道：“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汉武帝时代所通行的“巫蛊”形式，大致是用桐木削制成仇人的形象，有的插刺铁针，埋入地下，用恶语诅咒，以为能够使对方罹祸。有学者称此为“偶像伤害术”。《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通灵玉蒙蔽遇双真》中，说赵姨娘买通马道婆“暗里算计”凤姐和宝玉，就使用了这种巫术。马道婆抓了银子，收了欠契，“又向裤腰里掏了半晌，掏出十个纸铰的青面白发的鬼来，并两个纸人，递与赵姨娘，又悄悄地教他道：‘把他两个的年庚八字写在这两个纸人身上，一并五个鬼都掖在他们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里做法，自有效验。’”马道婆做法果然有效验，“只见宝玉大叫一声：‘我要死！’将身一纵，离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乱叫，说起胡话来了”。随后，“宝玉益发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的，闹得天翻地覆”，“登时园内乱麻一般。正没个主见，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后来，“他叔嫂二人愈发糊涂，不省人事，睡在床上，浑身火炭一般，口内无般不说。”邓启耀《中国巫蛊考察》曾经写到这种巫术形式在近世民俗中的表现：“用纸人、草人、木偶、泥俑、铜像乃至玉人作被施术者的替身，刻写其姓名或生辰八字，或取得被施术者身上的一点毛发、指甲乃至衣物，做法诅咒后或埋入土中，或以针钉相刺，据说，被施术者就会产生同样的反应：刺偶像的哪个部位，真人的哪个部位就会受到感应性伤害。为了折磨仇家，施术者往往在偶像上遍钉铁钉并合厌以魔鬼偶像，最后才以巨钉钉心，弄死对方。”
“巫蛊”曾经是妇女相互仇视时发泄私愤的通常方式之一。汉代宫廷妇女和贵族妇女中因嫉妒而使用“巫蛊”之术，使得这种迷信意识严重侵入上层社会生活。（西汉后宫盛行“巫蛊”的情形，可以通过汉武帝许皇后的事迹得到说明。）
汉代宫廷中“巫蛊”事，以民间巫术的兴起为背景，同时又助长了神秘主义意识在社会礼俗中的渗透。
汉武帝晚期“巫蛊之祸”的发生，因卫皇后的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案拉开了序幕。
征和二年（前91），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又派人用巫术诅咒汉武帝，并且在汉武帝经常经过的甘泉宫驰道埋偶人（颜师古注：“甘泉宫在北山，故欲王皆言上也。刻木为人，像人之形，谓之‘偶人’。”），祝诅之言十分恶毒。于是公孙贺父子死于狱中，整个家族都被处死。《汉书·武帝纪》记载：“二年春正月，丞相贺下狱死。”数月之后，卫皇后的女儿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都因为巫蛊罪行处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