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说，“史公交游，据《史记》所载，《屈原贾生列传》有贾嘉，《刺客列传》有公孙季重、董生，《樊郦滕灌列传》有樊它广，《郦生陆贾列传》有平原君子（朱建子），《张释之冯唐列传》有冯遂（字王孙，《赵世家》亦云‘余闻之冯王孙’），《田叔列传》有田仁，《韩长孺列传》有壶遂，《卫将军骠骑列传》有苏建，《自序》有董生。而公孙季重、董生（非仲舒）曾与秦夏无且游，考荆轲刺秦王之岁，下距史公之生年凡八十有三年，二人未必能及见史公道荆轲事。又樊它广及平原君子辈行亦远在史公前。然则此三传所纪，史公或追纪父谈语也。”《史记》文本中多处说到作者的交游实践，其中若干人以年龄分析，并不与司马迁同时，王国维于是判断是司马迁追记父亲司马谈的言谈。
顾颉刚则说，这样的情形，并非或然，而是必然。《史记》赞语中所说的“余”，其实是司马谈自称。看来，司马谈著史，有传，有赞，则《史记》之体例是由司马谈创定。而司马迁继作，仍然采用了司马谈设定的结构，和后来班固承袭其父班彪作《汉书》的情形其实相同。
太史令司马迁曾经参与主持制定新的历法。此后，开始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获释后为中书令，忍辱发愤，完成了《史记》一书的撰著和润饰。
《史记》这部历史名著以文化内涵之宏大和历史眼光之阔远，久已受到学人的重视。
扬雄《法言·君子》写道：“《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太平御览》卷六○二引桓谭《新论》也说：“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王充在《论衡·案书》中又写道：“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河汉也，其余，泾渭也。”司马迁的史书是大江大河，其他著作则如同泾渭这样的支流。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说司马迁“博物洽闻”，其书则“涉猎者广博”，“驰骋古今”。后世又有朱熹《朱子语类》说“司马迁才高，识亦高”，风格“粗率”“疏爽”，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称司马迁“博物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则称其“高气绝识，包举广而兴寄深”，黄震《史惑》也说“迁以迈往不群之气”，“激为文章，雄视千古”。又如钱谦益《汲古阁毛氏新刻十七史序》所谓“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王治皞《史记榷参》所谓“雄深雅健，自成一家之言”，“识力笔力，卓绝千古”，李晚芳《读史管见·读史摘微》所谓“其识甚高，其学甚博”，“其文峻洁雄伟，自成一家”等，也都是值得重视的评论。
《史记》之广大博杂，建构了社会史料的宏大宝库。
翦伯赞《中国史纲》曾经这样说，与一般“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不同，《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不仅替皇帝写本纪，也替失败的英雄项羽写本纪；不仅替贵族写世家，也替叛乱的首领陈涉写世家；不仅替官僚写列传，也替秦汉时代的哲学家、文学家、商人、地主以及社会的游浪之群如日者、游侠、滑稽写为列传。他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而生动的描写”。他于是评价：“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历代评价所谓“贯穿经传，驰骋古今”（《汉书·司马迁传》），“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深于《诗》者也”，“千古之至文”（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五经》之橐籥，群史之领袖”（崔适《史记探源》卷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等，都说明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文”“史”之中，《史记》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了标范性的影响。
《史记》的宝贵价值，首先体现于在当时的文化基点上，能够真实地、完整地描绘出社会历史的各个层面。
司马迁在记述政治史的同时，对于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等，也在《史记》中得到生动的记述。与帝王将相等政治活动家同样，学者、商贾、医生、游侠、农民领袖等人物的事迹也受到重视。在司马迁笔下，游侠的侠义精神得到赞美，酷吏的残暴行径有所揭露，项羽和秦始皇、汉高祖一同列入本纪，农民领袖陈胜和诸侯一同列入世家。司马迁在颂扬汉武帝的功绩的同时，又曾经于《史记·汲郑列传》中责备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由于持这种背离传统的富于批判精神的历史态度，《史记》曾经被有的人称为“谤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