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中国历史文化常识的人，不会不知道《史记》。
在汉武帝时代，史学的学术性成就的顶峰，正是《史记》一书。
《史记》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文化创造之一。《史记》全书130卷，是一部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代的中国通史。作为史学著作，其内容之完整，结构之周密，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史记》以人物《纪》、《传》为主，辅以《表》、《书》，合编年、纪事诸种史书文体之长，创造了史书的纪传体新体裁，成为此后二千年王朝正史编纂形式的规范。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这一书名，是在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之后才开始出现的。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年说法不一，一说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开始游历天下山川，重视探访重要的历史遗迹。此后不久，仕郎中，以汉武帝侍卫和扈从的身份多次随驾出巡，并曾奉命出使巴蜀。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继承其父司马谈的职务，任太史令。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陈述了自己家世的历史渊源及学术背景之后，说到父亲司马谈竟然是因为未能追随汉武帝封禅泰山，以致“发愤”而去世的。
司马迁当时奉使西行巴蜀以南，经历西南夷之地，返回之后向朝廷汇报时，与父亲相见于河洛之间。父子两代历史学家之间，有一段悲切感人的对话。
司马谈紧紧握着司马迁的手，流着热泪说：我们的祖先曾经是周王朝的太史，再往上追溯，前代祖先还曾经在虞夏之朝有显赫的功名。后世竟然中衰，难道要在我这一代中断了吗？你接任太史，则继承了我们祖先的事业。现今天子封禅泰山，是承接千年绪统的重大举措，而我却不能从行，是命运这样决定的吗？我死之后，你必然任太史。任太史之后，不要忘记了我有心完成的论著。……当今大汉兴起，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任太史而没有记载，废天下之史文，令我内心十分惶恐，你应当时时想着这件事！
司马迁低着头，也禁不住泪双流。他说：小子不敏，愿意详细论说先人所记录的史事，不敢遗漏。
我们看到，一种文化的传承，文化的接替，是通过这样的心与心的交孚感会而实现的。
《史记志疑》卷三六引慵讷居士《咫闻录》，有这样的说法：“太史谈且死，以不及与封禅为恨。相如且死，遗《封禅书》以劝。当时不独世主有侈心，士大夫皆有以启之。杜子美天宝十三载献《封西岳赋》，劝玄宗封华山，帝未及行，明年禄山反，天下大乱。文人孟浪类如此。”论者指出，封禅的荒唐表演，不仅出于帝王的“侈心”，也有文人怂恿的因素。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唐玄宗时代的杜甫，都有这样的不庄重的“孟浪”言行。看来，《咫闻录》的作者是承认“太史谈且死，以不及与封禅为恨”是真实的心理记录的。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说，司马谈留滞周南，其实是因为汉武帝决意“尽罢诸儒不用”。而《史记·封禅书》记载，司马谈确实曾经热心于具有浓重神学色彩的祭祀仪礼的制定与说明。元鼎四年（前113），他曾经与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元鼎五年（前112），又与宽舒议立泰畤坛。两次建议均得到采纳。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封禅即将进行时“而尽罢诸儒不用”的这种强烈反差下，他痛感失落，悲怨积郁于胸，终于“发愤且卒”，其实是很自然的情形。
中井积德又说：“封禅出于术士之妄，岂儒者所可言哉？谈罢可谓幸矣。乃发愤至死，何惑之甚！虽迁亦未知封禅之为非也，是汉儒之通病矣。”他说，封禅建议本来都是方术之士的妄言，儒学学者怎么可以参与其事呢？司马谈被排斥其外，是他的幸运，然而竟然郁怨而死，他怎么竟然糊涂到这等地步！即使是司马迁，也对于封禅没有清醒的认识，这看来是汉代儒者共同的思想误区啊。
按照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的说法，司马迁就在和司马谈相会于河洛之间后，立即就东行追行汉武帝乘舆，司马谈去世时，司马迁可能正在汉武帝身边服务。
就总体而言，司马谈是一位极有识见的历史学者。
俞正燮《癸巳类稿》曾经说，“《史记》之事，大半谈著，至其驰骋议论，谈无与焉”。说《史记》记述的历史，大半都是出自司马谈之手，而史学议论，则出自司马迁。顾颉刚《司马谈作史》一文也指出：“《史记》一书，其最精彩及价值最高部分有二，一为楚、汉之际，一为武帝之世。武帝时事为迁所目睹，其史料为迁所搜集，精神贯注，光照千古”，“若楚、汉之际，当为谈所集材。谈生文帝初叶，其时战国遗黎、汉初宿将犹有存者，故得就其口述，作为多方面之记述。此一时期史事之保存，惟谈为其首功。其笔力之健，亦复震撼一时，叱咤千古。如闻董生辈转述夏无且语而写荆轲，生龙活虎，绘声绘色，其文学造诣之高可知。其书有传文，有赞语，开创作之一体，为二千年来史家所共遵，其史学见解之深辟亦可知。故《史记》之作，迁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