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一种文化制度·一种文化风格
乐府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极有价值的宝贵遗产。
乐府本来是政府的音乐机构，其最初设立可能在汉武帝以前。汉武帝任用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主持编制庙堂乐歌，歌词主要由文人编写。同时，乐府广泛地在民间采风配乐，赵、代、秦、楚等地的民间歌谣，都是乐府采集的主要对象。乐府采集的民歌，经过加工配乐，就称为乐府诗或乐府。乐府诗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乐府采集的民歌，多有民间优秀作品，其内容往往真切地反映了社会生活，表述了民众情感，因而新鲜生动，富有感染力，从而也具有了珍贵的艺术价值。这一部分乐府诗，是秦汉时期文学的最大成就。建安年间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在乐府中属于杂曲歌辞一类，是这一时期乐府民歌中的杰作。人们在回顾乐府诗创作和传播的历史时，不能不珍视汉武帝时代歌手和文人的历史贡献。
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五言诗。东汉时，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模仿乐府创作的五言诗。这些作品与乐府诗相比，一般篇幅较长，叙事较曲折。《文选》所收录的《古诗十九首》，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东汉创作的五言诗。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最早的五言诗，多托名于汉武帝时代的人物，如题为苏武和李陵赠答的五言诗，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清代学者有“汉武乐府，壮丽宏奇”的评价（郎廷槐《师友诗传录》），应当理解为对汉武帝时代以“乐府”为标帜的文化成就的肯定。不过，“壮丽宏奇”，也许并不是汉武帝时代乐府作品的主要特征。
《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汉武帝扩充乐府机构编制，在各地采集民歌，又让司马相如等文士制作新歌，是服务于祭祀活动的。于是，祠坛之上，神光止集，皇帝亲自望拜，歌乐唱奏，营造了神秘的宗教文化气氛，在场的人都不能不为之动情。
对于所谓“采诗夜诵”，唐代学者颜师古解释说：“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以为其中言辞可能有不宜公开的内容，所以要在夜间歌诵。这样的解说，并不是合理的。其实，这里所说的“夜诵”，只是因为某些祠祀活动是在夜里进行。比如，“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仪式的进行，从黄昏直到黎明。
赵敏俐《周汉诗歌综论》指出：“汉武帝利用‘新声变曲’为郊祀之礼配乐，客观上等于承认了从先秦以来就一直难登大雅之堂的世俗音乐——新声（郑声）的合法地位，这为其在汉代顺利地发展铺平了道路。从艺术生产的角度讲，是借助了官方的力量，推动了从先秦以来就已经产生的世俗音乐——新声（郑声）的发展。”这样的评论，是大体准确的。汉武帝以活泼的郑声充实贫乏的雅乐，是有文化革新意义的进步的举措。
郑声，早在春秋时代就遭到大学者孔夫子的严厉贬斥。《论语》引用孔子的话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他看不惯人们喜好本非正色的紫色竟然超过了红色，看不惯人们喜好本非正音的郑声而干扰了雅乐的影响。孔子又因为“郑声淫，佞人殆”而主张“放郑声，远佞人”，以为应当摈弃郑声，疏远佞人，这是因为郑声倾向于淫荡，佞人会导致危亡。对照这样的儒学训导，可以理解汉武帝对于礼制在文化风格方面的革新，是怎样的勇敢。
《汉书·礼乐志》还说，汉武帝时，“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不仅祠祀用乐，当时“朝廷”上下演奏的乐曲，都回荡着郑声。
事实上，在汉武帝之后，西汉晚期的帝王们就对乐府制度逐渐修正。汉宣帝时，博士谏大夫王吉就曾经建议裁减乐府设置。汉元帝时，宣布乐府裁员。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宣布“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宣布“减乐府员”。汉哀帝时，又将“郑声尤甚”和社会风习的“淫侈过度”联系起来，据孔子“放郑声，郑声淫”的主张，下令废除了乐府官。《汉书·哀帝纪》的记载是：绥和二年（前7）六月，“郑声淫而乱乐，圣王所放，其罢乐府”。
不过，由于汉武帝乐府倡起的音乐风格已经在百姓中流行长久，官方又没有制作雅乐予以替代，“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汉书·礼乐志》），有条件的民户依然享用着郑声带来的愉悦和浪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