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武帝时代，数十年来多次挑起战争、策动割据的地方分裂势力，终于被基本肃清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大体完成了合流的历史过程。西汉初年各地多见的秦式墓葬，这时已经不复存在。也正是在汉武帝时代，秦隶终于为全国文化界所认可。《礼记·中庸》说孔子有“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的理想。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可以看到，秦始皇曾经发表“车同轨，书同文字”的政治宣传。然而文字的统一，其实是到汉武帝时代方才得以实现的。根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于是“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中国文化史从此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作为我们民族的基本文化形态的汉文化，在汉武帝时代大体形成了。
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到汉中就职。后来刘邦暗渡陈仓，平定三秦，又出关和项羽决战。楚汉之争，激战数年，项羽的霸业在垓下结束，刘邦统一了天下。这个新的统一王朝被定名为“汉”。因为汉水地位的尊贵，天上的银河也被称作“汉”。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将汉族男子也称为“汉”，“汉”后来又成为男子的通称。《北齐书》中已经可以看到“汉”和“汉子”作为男子个体人身称谓的例子。《旧唐书·狄仁杰传》又出现了“好汉”的说法。宋代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说：“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这样的说法，应当是有根据的。“汉”成为一个雄大的民族的代号，应当和汉武帝时代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实现了文化融合的历史成就有关。
汉武帝在位54年间，确实是文化建设取得非凡成就的时代。班固说，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提供了伟大的历史贡献，重要原因之一，是汉武帝能够“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就是以宽怀之心，广聚人才，给予他们文化表演的宽阔舞台，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才干。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后的赞语中，列数了当时许多身份低下者受到识拔，终于立功立言的实例，指出正是由于汉武帝的独异的文化眼光和非凡的文化魄力，使得这些人才不致埋没，于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群星璀璨的文化景观。如班固所说，当时，“儒雅”之士，“笃行”之士，“质直”之士，“推贤”之士，“定令”之士，“文章”之士，“滑稽”之士，“应对”之士，“历数”之士，“协律”之士，“运筹”之士，“奉使”成功之士，“将率”果毅之士，“受遗”而安定社稷之士等，不可胜纪。班固所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总结，是符合当时人才队伍最为雄壮的历史事实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开明干练的“群士”“异人”能够焕发精神，多所创建，这一历史时期于是“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在最多方面完成了空前绝后的历史创造。
我们说，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英雄时代，除了汉武帝的卓越历史表现以外，还在于当时不仅有卫青、霍去病、李广、张骞等杰出军事人才的开疆辟壤，更有着司马迁、董仲舒、桑弘羊、司马相如、东方朔、李延年等人的文化贡献，使得他们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在千百年后依然声名响亮。
当然，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完全像班固所说的，完全是汉武帝个人的作用。群星的闪耀，是因为当时社会文化的总体背景，曾经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中并不多见的澄净的晴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