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同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成为最先进入新中国的美国外交官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中美两国几乎同时产生了互相接触和缓和关系的愿望。先是互相发出信号和伸出触角，从1970年11月起，通过与中、美都保持友好关系的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建立了正式互通口信的通道。经过口信传递，双方约定基辛格以美国特使身份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华。这次使命被美方称为“波罗1号”，基辛格把自己与几百年前到中国探险的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相比，把中国当成一个神秘莫测的地方。
基辛格为了躲避新闻界的耳目，采取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手法，公开宣布访问南越、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于7月8日到达伊斯兰堡，在叶海亚总统的欢迎晚宴上假装肚子痛，叶海亚把他送到预先安排的北郊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治疗和休养”，实际上基辛格一行7月9日凌晨4时乘上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专机飞往北京。此前周恩来总理已派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礼宾司副处长唐龙彬和翻译唐闻生前往伊斯兰堡去接基辛格一行。当基辛格一行9日凌晨登上飞机时，章文晋等四名中国官员和三名中国领航员已在机内恭候，双方互相握手、交谈。这是22年来中美两国的外交官员第一次同乘一架飞机、互以笑脸相迎，而且进行友好交谈。
当飞机越过中巴边界上空时，洛德正坐在专机的前列座位，他因此常自夸说，“我是中美22年隔绝后第一个进入中国的美国官员”。其实洛德得此殊荣应归功于巴基斯坦人，座位是他们一手安排好的，具体来说是巴基斯坦外交部外事秘书(即外交部长)苏尔坦·汗安排的。苏尔坦·汗把基辛格一行引上飞机，替中美双方人员做了介绍，安排大家就座后才离开飞机。基辛格作为贵宾坐在中间的一个特等舱内(有双人床)；美方的洛德、霍尔德里奇、斯迈泽、迪克和两名特工(雷迪和麦克劳德)坐在前舱右侧；中方官员作为主人坐在前舱左侧。而洛德正好在前舱右侧的最前方。
飞机起飞数分钟后，中美双方人员都挪到一张小桌旁，相互致意和交谈，还互相开玩笑，特别是当基辛格讲到他如何在叶海亚总统的宴会上假装肚子痛时，逗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连一直绷着脸的几位特工也放松起来。
经过4小时45分钟，飞机按原定时间12时15分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基辛格首先走下飞机，受到了叶剑英元帅的欢迎，中方前往迎接的还有已被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的黄华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等。当时作者参加了这次接待工作，因此也同其他外交部官员一起到机场迎接贵宾，目睹了这历史性的一幕。顺便说一下，我们参加接待班子的人半个月前就已进入战备状态，先是到外交部加班加点工作，后又住进钓鱼台5号楼(基辛格一行预定住6号楼)，不但昼夜不能回家，而且行踪也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对家里人也不能说，只告诉他们有任务，要家里人不要打电话问，任务结束才能回家。在此期间，我们虽然日夜辛劳，但情绪非常高涨，对能参加打开中美关系的工作感到自豪。这样的大事，人生在世能碰到几回?叫我们赶上了，当然要全力以赴。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曾数次来钓鱼台，与大家一同讨论工作，能与敬爱的国家领导人同席讨论外交大事，使我们倍感亲切和鼓舞。我后来想，美方的洛德等人，这么年轻就有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大概也会与我们有同感吧?
基辛格一行六人到达南苑机场时，没有什么仪式。叶剑英元帅陪同基辛格坐进中国生产的红旗轿车，从南苑军用机场直奔钓鱼台国宾馆。洛德等美方人员也分别乘车紧随其后。到达钓鱼台后，基辛格一行住进了6号楼。章文晋通知他们，周总理下午要会见他们。基辛格和洛德等立即到院子里散步，边走边商量问题。这些精明的美国人断定，中方一定会在他们住室内安了窃听设备，有问题只能到院子里谈。实际上并非如此，是美国人太敏感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据作者了解，当时根本没有安窃听装置。
基辛格一行住进钓鱼台6号楼后，叶剑英中午以盛宴迎接。基辛格在赴宴前才发现，离开巴基斯坦时走得匆忙，把衬衫忘在伊斯兰堡了，这时没有衣服换，十分着急。他先向洛德借用衬衣，但洛德长得太苗条，不适合基辛格发胖的身材，只得再求霍尔德里奇帮助。霍尔德里奇身材高大，对基辛格来说衬衣太长，总算凑合着可用，但突然发现印着“台湾制造”。基辛格此刻还不忘开玩笑：“真不吉利，我就是担心台湾问题会使会谈卡壳!”这件事后来基辛格多次在宴会桌上或严肃的会谈时当趣事来讲，博取听众一笑。
这第一顿饭令美国人吃得十分开心，钓鱼台的师傅大显身手，菜式多样，制作精美，有国酒茅台尽供享用。基辛格一再称赞饭菜可口，说比白宫大厨师亨利·哈勒的饭菜好多了，无法相比。此后近两天内顿顿如此，且花样翻新，到基辛格辞行时，他一再说，来中国才48小时，自己就吃胖了，体重增加了好几磅。
饭后稍歇，基辛格博士与周恩来总理按通知时间在6号楼开始正式会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