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走出阴影，进入“多云见晴”年代
恒安石在北京的年代(1981年至1985年)，是两国关系由阴云密布到雨过天晴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两国关系由于台湾问题而趋于紧张，但《八一七公报》达成后双方关系得到缓解，随后又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的多起互访，逐步迈入了较全面的合作时期。
1982年1月19日，恒安石代表美国政府与中方互换领事条约的批准书。正是根据这一条约，中国除在旧金山和休斯敦建总领事馆外，还在纽约和芝加哥建立了总领事馆。美方除在上海、广州建总领事馆外，还在沈阳和成都建立了总领事馆。
同年2月26日，中美互庆《上海公报》发表10周年，恒安石向中方递交了里根总统致中国领导人的贺信，里根在信中表示，美国将致力于加深美中关系，“为双方的长期友谊建立更坚实的战略基础”。
1983年8月19日，恒安石代表美国政府与外经贸部部长郑拓彬签署中美第二个纺织品协议(为期五年)。这一协议为两国双边贸易的扩展起了推动作用。
1984年4月26日至30日里根总统访华，双方领导人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交谈。恒安石参与了各项会谈，并配合了对里根一行的接待工作。
就是在中美关系比较健康发展的这一时期，中美之间的摩擦也时有发生。如中国派出的网球运动员胡娜在美出走后，1983年4月美国政府竟给她“避难权”，引起了双方一场严重交涉，恒安石在这一事件中坚持维护美方立场，甚至表现出“不识相”的态度。外交部交涉时他进行辩驳，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1982年8月17日会见恒安石时，提到了胡娜事件，恒安石也照样辩解了一番，使邓小平大为不悦。这从一个角度暴露了恒安石的弱点：他是职业外交官，出身自国务院这个官僚机构，对于外交交涉如何表态有一套框框，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遇到布什、盖茨或伍德科克这种政治地位更有权威的大使，他们会有较大的灵活性和策略性，在面对邓小平这样的伟大人物时，他们会表现出应有的礼貌。
1985年9月，恒安石在北京的任期届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