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到北京任职时已73岁高龄。他的妻子叫伊万杰琳·布鲁斯，在她四岁时(1948年)曾跟随其父亲(美国驻华高级外交官)在北京待过一年，长大后又学过一些中文，总算同中国有一定缘分。布鲁斯没学过中文，但他一生爱好艺术，喜欢收藏古玩和艺术品，晚年来中国任职对他是个早已渴求的机会。
美国任命驻外大使时有个习惯做法，即第一把手可选择第二把手，这样在工作上易于协调合作，不致引发矛盾。至于下面的外交官，则由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选派。布鲁斯选择了当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霍尔德里奇当副主任，负责政治事务，即两国关系事务。为了不引起国务院的反感，又选择了国务院当时的“中国和蒙古处处长”艾尔弗雷德·詹金斯为副主任，主管领事、行政等事务。一个驻外机构任命两个副主任，这在美国外交界也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美国政府对其驻华联络处的重视，也是美国政府处理白宫与国务院之间关系的特殊措施。
布鲁斯主管下的联络处还有多名高级外交官，如政治部主任尼克拉斯·普拉特(后来先后任驻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大使)、政治部助理唐纳德·安德森(后为驻香港总领事)、政治部助理詹姆斯·利利(中文名字李洁明，后为驻华大使)，经济部主任是赫伯特·霍罗威茨，其他如文化部、领事部主任等都由得力官员担任。
美国驻华联络处第一批人员由詹金斯率领于1973年5月1日抵京，暂在北京饭店居住和办公。布鲁斯到达后先在三里屯外交公寓居住和办公，同时加紧装修日坛公园附近的官邸和办公楼。7月1日，新址正式启用，布鲁斯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并开始在他的官邸接待客人。初期他的两位副主任霍尔德里奇和詹金斯都住在三里屯的外交人员公寓，又称“九层办公大楼”。按照中方规定，美国联络处雇用中国工作人员（厨师、会计、翻译等）都通过“外交人员服务局”申请和安排。
布鲁斯的任务是尽速同中国有关机构建立联系，开展两国间的各种交往，沟通两国间的高层外交信息。他在最初两个月内就在外交部礼宾司的协助下，拜会了外交部有关司、局领导、国家体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卫生部负责人等有关部门的主管官员。对一些重要的美国访华团他都要出面招待，介绍情况，并派联络处官员随同访问。他在官邸接待的第一个访华团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由会长查尔斯·约斯特率领。该团成员都是学术界的泰斗，如鲍大可教授、斯卡拉皮诺教授等知名的“中国通”。第二个较大的访华团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表团，由会长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率领，成员都是企业界知名人士。布鲁斯也招待中国访问美国的重要代表团，如中国古代文物展览团等。这些活动使他忙于应付。对于各国驻北京外交使团的大型活动，他一般都不参加。
布鲁斯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上面提到的周恩来总理5月18日的会见，主要谈了印支问题，周总理强调解决印支问题对缓和远东局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催促美国在结束印支战争问题上早日采取实际行动。布鲁斯把这一重要口信及时传回了白宫。过了不久，周总理又在6月25日会见布鲁斯，这次主要谈美苏关系问题，周总理以严峻的态度表达了中国政府对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反对立场，认为该协定限制不了苏联扩充核军备的势头，反而对世界人民造成虚假的安全感。在这种场合，布鲁斯很少讲话，仅表示将如实向白宫汇报中国领导人的口信。
周总理还向他指出，毛主席1973年2月会见基辛格时已向美方讲过，“美国是踩着中国的肩膀跑莫斯科”，他甚至估计到一旦中苏打起来，美国会等中国把苏联拖得差不多了，再从屁股后面戳它一下。中国是准备坏的，争取好的，两种情况都估计到了。布鲁斯急忙表示，美国同苏联不一样，不会对中国搞霸权主义。周总理这次谈话把美国将对苏缓和政策的底牌都讲明了，有很深刻的用意。布鲁斯通过这次谈话，清楚看出了中美在战略上的分歧所在。
布鲁斯开始与中国各界人士接触，在交谈中他表现出是一位谨言慎行、彬彬有礼、谈吐得体的外交家。他多次讲到：中美经过20多年的隔离，现在两国人民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友谊，在美国已出现“中国热”，不分党派、信仰和民族的人，都对中国发生了好感。这就是双方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基础。他还说，两国利益有时不同，但从根本上说，两国的利益是紧密相联的，以致最终交织在一起，我们各自设立联络处，也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在会见不同单位的人士时，则讲话内容有所侧重，如拜访外贸部官员时，强调发展两国贸易关系。与体委、卫生部负责人交谈，则表示愿促进双方的交流和合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