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设想，将来国际法对实行以人道主义为目的的武力干涉规定前提条件，比如由联合国作出决定并对其宪章进行补充。只要这一点还没有做到，《联合国宪章》也好，德国基本法也罢，以及2+4条约，都禁止德国参与这样的人道主义干涉，除非在个别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但安理会不能把参与义务强加给我们（北大西洋公约和北约组织更不能这样做）。
在巴尔干，我们同其他国家一起，已经违反了所有三项禁令。今天，特别是由于美国要求有权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并且对伊拉克实施了违反国际法的进攻，人们不得不担心，世界政治中权利将被剥夺。欧盟各国政府应该明白，参与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动将使国际法被暴力所破坏。就德国来说，不仅是出于国际法和宪法的原因，而且也出于外交政策和心理上的考虑，必须极其小心谨慎。
德国应参与进一步发展国际法，同样也要参与联合国机构的建设和安理会的扩大。二百多年前，伊·康德在他生命结束时曾把逐步发展国际法定为我们的义务。为此目的，并非必须要在安理会里占据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如果两届德国政府先后提出了这一要求，那是出于追求虚荣的欲望，而不是从他们同时宣布的欧盟“共同”外交政策中得出的必然结论。参与每一个涉及战争与和平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决定并必须为其后果承担责任，不是德国利益之所在。一些德国政治家、外交官和官员认为，德国要在世界政治中“扮演角色”，这种想法是不恰当的。
今天，德国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利益是克服扩大为25个成员国的欧盟目前所处的危机，然后使它不断地发展起来。各国越是更加紧密地融成一体，德国就越会感到安全和自由。欧洲各国越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民族利己主义，处于地缘中心地位的国家每天与其邻国相处就越困难。几乎没有一个欧盟小成员国，更没有一个大成员国，比之德国更加需要把自己置身于联盟之中。
一旦由于欧洲政治领导人的缺陷而导致欧盟缓慢地衰落，最后沦为仅仅是一个自由贸易区，那么，法国人，同样还有波兰人、荷兰人、捷克人以及其他民族，就会感到比今天更不安全。因为：不仅是由于他们同德国关系中早已过去（但没有被忘记）的那段悲惨历史，而且，德国人口和经济规模远远超过所有其他欧盟成员国这一事实，都会使他们感到政治上把德国拴住是迫切可取的。将来统治德国的政治家越年轻、历史经验越少，他们了解我们邻居的利益诉求就更加重要。
历史和地理给德国人提供了异乎寻常多的邻居。法国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邻国，接下来就是波兰，之后才是所有其他国家。同所有邻国保持睦邻关系，对德国来说具有生存意义。
早在夏尔·戴高乐总统之前，法国人出于他们的民族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迎合我们德国人了。今天，半个多世纪之后，欧洲联盟已成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完全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就。但是，欧盟要在外交上具有行动能力，还需要经过几十年时间。到那个时候，联盟内部可能已形成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没有法德是不可能的。缺了法国和德国，欧盟的完善是不可设想的。但是，如果没有欧盟，欧洲各国单靠自己不可能指望在21世纪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这个大陆的各种危险而达到自保。如果每个国家各自为政，欧洲人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是在美利坚帝国的屋檐下确保其安全，但不能保持他们的自决权。
今天，这些认识不是——或者更确切地说，还没有——被所有欧洲的政治家都接受的。政治家们是由公民选出来的，而为了能被选上，政治家们将适应本国公众舆论的气氛。尽管气氛会发生变化，但在德国和法国，主张欧洲一体化的气氛一定程度上还是稳定的。这当然更多是指基于原则性认识的一种笼统的赞成。与此不同，公众舆论往往只是偶尔注意到在欧洲宪法或欧洲基础条约中需要回答的具体问题。由于选民多数对具体问题很少有明确的观点，政治领袖们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是很自由的。但是十多年来，他们没有利用这种自由以争取重大的进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