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要为别人负责的人来说，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不是有用的指针。一个执政者所需要的更多是现实主义、聪慧的理性和判断力。他需要有分寸感、自我克制、深思熟虑、容忍和妥协精神；他必须具有维护自由的意志和勇气，有主持正义和捍卫和平的意志；他必须始终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意识到自己对本民族和国家的责任以及对别的民族和世界福祉兼负的责任。一个政府如果缺乏乐意助人的意愿，就很容易陷入民族利己主义。团结感和博爱对每一个执政者来说应当是理所当然的事。除了这些品德之外，一个执政者肯定还需要干劲和能量——但是干劲和能量不应当盖过品德。
对执政者来说，个人的权力和个人的威望以及国家的权力和民族的威望往往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太多干劲十足的国家领导人和执政者，甚至是整个民族，在这种诱惑面前倒下了。虽然21世纪初再次发生世界大战看来是非常不可能的，但是，许多局部的和地区的冲突将扩大为战争和内战。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只能阻止其中少数的战争和内战。
美国不可能既持久地保证世界稳定，同时又沉醉于神圣的民族利己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问题不再是美国的霸权是否存在，而是这种霸权如何被利用。40年前，当时的参议员威廉·富布雷特曾在一本聪明的书中告诫他的同胞们要提防“实力的傲慢”。当时，美国是两个出众的超级大国之一。今天，独一无二的实力地位诱使美国采取帝国主义的举止。回到孤立主义是不大可能的。但由于美国绝不是不可伤害的，惟一的超级大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利益，也需要同其他许多国家合作。
美国的大树也不可能长到天上去，美国也会遭受失败。这个国家只有在遭受失败之后，才会在痛苦之余纠正其错误。与大多数欧洲人相比，美国人不大注意意识形态，而是，——例如比我们德国人——要实际得多。期望美国纠正错误将需要时间，但很可能比我们欧洲人成长为具有行动能力的联盟所需的时间要少，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建立起这个联盟的话。
对于世界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美国是否遵守国际法规则——可能是修改了的或改进了的规则——或者它是否觉得不受这些规则约束，而只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即使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阻止美国无视现行有效的条约和条约体系及《联合国宪章》，所有其他的世界强国以及亚洲和欧洲的所有国家都会迫切关心国际法所具有的不受限制的有效性。
这一点肯定适用于中国。这个人民共和国在21世纪今后的进程里将获得与美国相同的意义。在未来几十年里，如果低估这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将是不明智的。对中国必须尊重，必须同它进行合作和开展交流。这一点，大多数欧洲国家比日本和美国理解得早，理解得好。即使在中美发生争论和冲突时，他们也不应该离开自己这种积极的态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