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由于他们几乎全都是以相对低的国民生产总值和相对低的生活水平为起点的，他们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很可能高于欧盟老成员国。谁认识到目前欧盟所处的危机状况，就必须认为，在考虑进一步扩大之前，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间歇。首先必须解决现存机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缺陷。因为欧盟的失败或者缩小成为仅仅是一个自由贸易区，现在已经不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贫穷的巴尔干国家或者土耳其很快地加入，将严重危及欧盟的财政支付能力和内部团结。就土耳其而言，除此之外，还不仅应当考虑它在文化上同欧洲的很大差异，而且还要考虑土耳其在文化上同亚洲和北非穆斯林的血缘关系。不仅如此，土耳其还将是人口不断增长的惟一成员国。这个国家目前的人口已几乎达7000万，21世纪末很可能达到1亿。这意味着：几十年以后，土耳其将成为欧盟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从英国的角度看，土耳其和其他新成员国加入完全是值得欢迎的，因为伦敦不反对欧盟退化为一个自由贸易区。恰恰相反，英国加入欧盟并非出于信念，不是认识到加入欧盟符合英国的战略利益，而是为了保持英国对欧洲发展的影响。这个动机对麦克米伦、威尔逊、撒切尔以及今天的布莱尔首相是决定性的，只有爱德华·希思是个例外。英国选民的多数与其首相们相似，思考问题时带有一种岛民的感情，他们宁愿更多地仰仗美国，而不愿意放弃哪怕是小部分主权。正因为如此，英国也没有加入共同的货币欧元。不能期望伦敦会采取主动来克服这个停滞危机，因为从英国的角度看，停滞状态是不危险的，而每一个走向更多一体化的步子却是不可取的。可以预料，在今后几年内，波兰、捷克共和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也会持类似的态度，尽管表现得不是那么强烈。如果说波兰民族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得不在美国和欧盟之间作出抉择，那么，它将会作出有利于美国的决定。一个民族在苏联的压制和占领下——之前受希特勒德国的压迫和占领——遭受的苦难越多，这个国家倾向于美国的态度就越明显。至于西班牙和意大利，阿斯纳尔和贝卢斯科尼违背本国多数人的意志在伊拉克战争中站在美国一边，这更多是出于他们个人的机会主义，而显然不是出于深层次的感情。从长远来看，一旦欧盟的政策同美国的政策发生冲突，那么，可以估计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出于其自身的战略利益，将把欧盟置于美国之前。这也适用于荷、比、卢三国，当然很明显也适用于法国和德国。最早引导法国人同其德国邻居开始和解的是夏尔·戴高乐。罗伯特·舒曼和让·莫内、瓦·吉·德斯坦和夏克·德洛尔为欧洲一体化铺平了道路，并使其取得惊人的成就。很多必要的步子是在法国倡议下采取的。法国的政治阶层比其他欧洲国家的多数政治家更早地认识到，一体化符合自己的民族利益。抵御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势力和拴住德国这个愿望，作为动机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与后来借共同市场取得经济好处的作用一样。今天，法国政治阶层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认识是：鉴于全球面临的各种危险以及面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欧洲国家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有自保的机会。所以，不再是维克多·雨果的理想主义，而是对法国利益的理性认识指导着法国国家领导人的行为。法国想拴住德国，然后同其他邻国一道，共同对付外来的危险。这一战略被德国——先是在康拉德·阿登纳领导下，后来在我自己和赫尔穆特·科尔领导下——所接受并成为我们自己的战略。德国由于其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以及它处于异常多直接邻国包围的地理位置，从其战略利益考虑，比法国更需要依靠一体化。开始时德法公众舆论多数持怀疑和观望的基本态度；经过40年的时间，先是逐步相互接受，最后变成了两国相互持完全友好的态度。法国总统吉·德斯坦和密特朗同德国两位联邦总理那种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的、经常是示威性的紧密合作为此作出了贡献。除了1989/1990年那12个月，即德国重新统一先是显示出有可能，不久之后变成了现实的那段时间，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治家以及华盛顿和莫斯科的负责人都已经明白，任何想挑唆巴黎反对波恩的企图都将以失败告终。上面提到的那个时段，也相当快地被克服了。事实上，直到1992年，在欧洲一体化道路上取得的大多数进展是巴黎和波恩（后来为柏林）的当权者共同完成的，其中通常是法国总统拥有领先权。当然，这40年中也不得不努力克服种种挫折，而且还必须始终考虑到其他成员国的政府对巴黎—波恩双驾马车抱有的怀疑态度。回顾起来，当年在德国公众舆论中引起激烈争议的北约双重决议很可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1979年，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政府首脑一起得以说服美国总统卡特作出这个决定。八年以后，该决定导致了裁减中程核导弹的协议，这是我们一开始就期望得到的结果。它开始了结束东西方冷战的进程。2002/2003年，小布什总统的霸权要求和他对伊拉克的战争使巴黎和柏林的紧密合作重新恢复了生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