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终于理解到这个疏忽的时候，他们又没有表现出有能力设法补救。自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来，他们虽然又在阿姆斯特丹、尼斯和罗马/布鲁塞尔开了三次政府会议，耗费巨大，成效却几乎等于零。尽管如此，人们还是邀请了12个其他国家加入欧盟——后来又邀请了土耳其，虽然是有条件的、不明确的。一个过于积极的执行机构——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使入盟谈判进行得如此顺畅，以至于2004年春天10个新增加的成员国果然庄严地被吸收入盟了，虽然欧盟机构改革对现在的25个成员国来说，如同12年前对当时只有一半的成员国一样是不充分的。比如今天的执行机构由25人组成，实际上委员会只需15个人就已完全足够。现在由于有了一个宪法草案——该草案是由一个在现行有效的条约中没有依据的制宪委员会、特别是由其主席吉斯卡·德斯坦拟定的，要改变这些机构和程序，必须通过所有25个成员国批准。这样，要使宪法生效，还需经过几年时间。欧盟自1992年以来持续存在的停滞状态，暂时将不会改变。2002～2003年，在围绕美国攻打伊拉克问题展开的争论中，华盛顿、伦敦和马德里的政府企图从外交上分裂欧盟。另外六个成员国和若干候选国的政府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不论是布莱尔还是阿斯纳尔或者贝卢斯科尼，都没有在欧洲共同体政府首脑理事会上为达成共同立场作出认真的努力，但希拉克和施罗德也没有这么做。前者无条件地支持美国并派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后者则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同普京组成了反对美国的临时联盟，并且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要监护欧盟其他成员国。虽然几乎所有成员国在过去几年中都发表过关于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宏伟演说——德国外长甚至梦想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政府，并且任命了西班牙人索拉纳为欧盟外交政策的发言人，但现在所有这些宣言都不过是空谈而已。21世纪初，欧盟处在一个深刻的危机之中，这不仅表现在机构和外交政策行动能力方面，而且同时也表现在经济和社会福利结构方面。在今天的25个成员国中，大多数国家存在着异常高的结构性失业，这主要是由于国家过度干预和官僚主义化以及哗众取宠的工资政策和——部分的——扩大的社会福利支出所造成的。荷兰和丹麦是通例中的突出例外。在所有成员国里，老龄化和社会萎缩同时发生。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公众只会很缓慢地意识到。迄今，没有一个政府认真地得出结论。大多数当权者——包括布鲁塞尔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把欧洲共同的失业问题、特别是福利国家的支出问题看作是一个周期性的景气问题。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以景气繁荣为表现形式的更大的经济增长上面；但即使这种景气繁荣出现，也不会改变结构。各国政府和议会只是犹豫不决地着手结构改革，因为改革是不受欢迎的，要付出选票代价。布鲁塞尔委员会对成员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只有很小的影响，而他们提出的建议大多又只会导致额外的干预。2004年，10个国家特别是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的加入，使欧盟人口数量增加了20%，而共同的国民生产总值却只增加5%。10个新成员国的人均产值只及15个老成员国人均产值的一半。当然，新加入的政府希望通过参加共同市场得到更好的经济机遇，特别是期望得到财政援助。但是，他们的希望只能缓慢地实现，他们的期望只能小部分得到满足。像爱尔兰自1973年、希腊自1981年、西班牙和葡萄牙自1986年所得到的那种规模的财政援助实际上已是不可能的了。提供这样的财政援助，需要老成员国承受可观的财政损失或者大大地提高税收。因此，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新加入的国家由于加入了共同市场以及由于服务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今后10年内将得到可观的经济好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