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每年人口迅速增长35％，由于世界石油市场上出现了新的因素，由于卷入了伊斯兰运动，以及由于中东阿拉伯国家不断增长的反美情绪，近来形势发生了对沙特政权愈来愈不利的变化。从80年代以来，2200万沙特人的生活水平没有再提高，而是下降了，年轻人失业率很高。在美国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中，驻扎在沙特的美军最多时达50万人，瓦哈比教派对此十分不满，今天驻沙特的美军仅有5000人。
当前沙美关系比较冷淡。不仅本·拉登，还有许多其他伊斯兰恐怖分子都来自沙特。沙特家族坚持在学校和大学里进行清教徒瓦哈比派式的教育，也坚持其瓦哈比派式的自我表现。但在反恐问题上，沙特迫于无奈，不得不迎合美国，这在本国人民中却不受欢迎。沙特实际上的开国元勋费萨尔·伊本·沙特有好几千个子孙后代，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裙带关系并一成不变地延续至今，这使沙特统治者的声誉不佳。沙特政权在国内的政治合法性开始剥落，不能排除沙特政权被推翻的可能。
沙特至今仍是世界石油供应的主要支柱。正因为如此，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哪怕是在睡梦中会把沙特列入“无赖国家”或者“邪恶轴心”。美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已被打败了的伊拉克，这项任务必须由美国人自己来完成，同时还要处理与伊朗十分紧张的关系，美国经不起再与沙特为敌。但是，美国人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后如何看待和处理沙特及其统治者，尤其是目前沙特家族最后的当政者预计快离开人世，而其身后的继承问题还不明朗。沙特王室本身由于同美国合作，面临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同时，沙特也面临着全面革新其古老政府体制的必要性。欧洲人必须作出决定，是否准备以及打算如何支持这个国家中谋求政治自由化的力量。
中东的关键问题，如果不是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至少是遏制这一冲突。只要美国不朝这个方向作出认真、明显和持久的努力，只要美国不能使局势平静下来，中东问题就会持续存在，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其他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没有解决中东问题的手段和力量。1977年签署了《戴维营协议》。正是在那一年，我的好友、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了与之打过四场战争的敌国以色列的议会。自打那个时候以来，美国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策变得摇摆不定和反复无常。其原因很明显在于美国的内政。
自拉宾被暗杀和1993～1995年奥斯陆进程结束以来，暴力和复仇、恐怖和反恐怖事件螺旋式上升。萨达特和拉宾都是被本国的极端分子所谋害。今天，我们几乎每天都看到自杀性袭击事件发生。以色列政府在本国领土之外修筑的高墙不能结束恐怖主义。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几乎在所有被占领军政权统治的地方，反对占领者的恐怖主义行动是英勇的抵抗行为。由于这种情况将会继续下去，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政治活动余地很小。以色列的活动余地稍大一些，但由于近几年双方之间发生的暴力行动，这种余地也缩小了。
最近几届以色列政府不愿意妥协的态度在欧洲愈来愈受到批评。这种批评在美国甚至以色列国内也已开始出现。批评引起了反批评。谁要是批评以色列政府，谁就被指责为推行反犹太主义；谁批评以色列，谁就是危及犹太人的生存。对于德国人来说，在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更难以顶住这种反批评。德国人可以寄希望于愿意和平的以色列人以及生活在美国和欧洲的自由派犹太人，但是任何一届德国政府都应该谨慎加小心。与此不同，法国或英国的当权者，特别是美国政府就自由得多，因为反犹太主义的指责安不到他们头上。
“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抵制将决定未来阵线的走向”，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这样写道，并要求西方“加深对其他文化的宗教和哲学基础的理解”。这一要求符合欧洲的切身利益，因为欧洲人与伊斯兰国家在地理位置上直接相邻。即使在欧盟内部，伊斯兰教如今已是第二大宗教团体。在许多地方，当地居民和移入的穆斯林之间已经发生摩擦。欧洲人比起美国人来更需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大世界宗教和平相处。
因此，尽管很遗憾这是不大现实的事情，仍希望欧洲的政治领导人能够共同采取一种明确的宗教宽容立场。但他们将既不能用宗教宽容的思想去影响美国，也无法与美国共同制定一项解决中东问题的战略。今后几十年里，中东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不安定的策源地。
尽管如此，我们仍须坚持宗教宽容的必要性。在这方面，西方不应该忘记，人权的普遍性思想以及最近发展起来的人道干预思维均源自北美—欧洲的启蒙运动。西方也必须严格区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恐怖主义。由于21世纪里人们将比过去更加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对许多人来说，最起码的宗教宽容很快将成为他们生存的先决条件。因此，必须向所有的宗教团体领袖、政治家和教育者呼吁：教育信赖你们的人们实行宽容，反对一切以宗教为由的恐怖和暴力行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