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威胁消失以后，美国的军事经济实力使美国的外交行动有了高度的自主性。当前和今后几十年，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俄罗斯或中国，还是哪个欧洲或亚洲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类似美国那样高度的全球行动自由。这种状况在今后几十年内仍将保持下去。但美国的行动自由也绝不是无限制的。以下例子证明了这一点：中东危险的混乱局面；美国从索马里撤退，不干预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还有美国虽一口咬定朝鲜进行核导弹装备，却未能加以阻止。
美国政治家们到90年代才逐渐意识到自己新拥有的实力以及各种可能的选择余地。起初他们只是犹豫地开始评估和权衡种种可以设想的选择。直到2001年初小布什总统上台，才把这种全球优势的意识带进了政府。“9·11”事件引起的巨大震动，使得人们不可能理性地讨论美国的总体战略问题。这个阶段在美国一直持续到伊拉克战争以后，更准确地说，直到人们明白单凭军事上战胜萨达姆还不能给中东带来新秩序，甚至还不能使伊拉克平静下来。与此同时，美国人开始怀疑，这场在可疑的前提下打起来的战争是否能对付得了伊斯兰恐怖主义。无论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公众舆论，还是中、俄、法、德等国的政府，都在战争准备期间就加以反对。他们开始公开讨论美国的军事单边主义，尽管是压低了调门的，但那时在美国国内还不可能进行这种讨论。
美国2004选举年不能为原则上明确美国总体战略的目标和方法提供特别有利的条件。虽然竞选斗争中不仅会冒出一些片面的夸大之词，而且也会出现一些明智的见解，但看来很可能要在选举过去以后才开始就美国的总体战略问题展开仔细而广泛的讨论。美国的总体战略迟早必须从目前这种几乎完全固定在对付恐怖主义的做法中摆脱出来。整个中东使美国面临种种问题和决策，而这些问题和决策将对全世界产生影响。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美国必须予以回答的复杂问题，这些答案将大大影响到今后几十年的世界历史进程。
下面我想简要谈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认为美国不可回避地必须于近期内作出原则的、总体战略的决策。所有这些决策需要先做分析，然后权衡各种可能的选择和这些选择的效果和风险，最后再本着美国的长远利益加以评估。只有在对事情进行了理性的深入研究之后，方可作出决定。
我们从世界史中知道，有许多后果极其深远的决策是由个别人临时决定的。即使像美国这样三权分立的现代民主制度，也有可能由于某一突发事件而被迫立即作出一项具有原则性和长远意义的决策。有能力临时作出如此责任重大的决策，这正是人们要求美国总统所具有的领导素质的一部分。2001年的“9·11”事件就是迫使人们迅速决策的一个突出例子。政府和国会对突发事件预防得越好、越全面，就越不需要临时作出原则性的和具有长远作用的决策。但历史也表明，一系列单个的小步骤最后也可能构成一项根本性的决策。美国对苏联的核军备均势战略（也称“恐怖平衡”）即是一例。无论美国将来的总体战略决策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来作出，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在许多领域正面临原则性的决策。
最重要的决策之一涉及以下问题：美国是否愿意继续承认《联合国宪章》，还是愿意单边行动？在老布什执政时期，这一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但后来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就多次违反了多边行动的原则。当时的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克林顿的一名对手、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走得最远。2000年1月，他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厅的一次讲话中说：如果联合国要把它自以为是的权威在没有得到美国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强加在美国人民头上，就将导致对抗并“最终导致（美国）退出联合国”。
2001年初小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就以多种方式摆脱和违反多边条约体系。2002年9月，小布什发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声明，明确要求可以不顾《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先发制人地发动战争。如果说在这个文件里面明确提出了美国在军事上永远称霸的要求，那么仅此一点还不一定就是违反《联合国宪章》。但由于同时强调了有必要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迄今主要是核武器）的国家打先发制人的战争，这份令人惊讶的声明就不仅表达了单干的意志，而且还为今后可能进行单边战争以巩固自己的霸权，从而违反《联合国宪章》预先进行了辩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