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欧洲人常常嘲笑美国媒体向全世界传播的通俗文学水平低下。虽然在许多场合这种嘲笑看来不无道理，但如果认为通俗的娱乐工业或者摇滚乐、大众音乐就是美国文化的标志，那就大错特错了。美国社会中有一个知识公民阶层，他们对于素质的要求一点不亚于欧洲。欧、美科学家之间以及知识阶层内部的密切联系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座重要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欧洲的影响将对美国的全球政策产生作用。
从旧大陆来的移民，其宗教、道德和政治的根在欧洲，其开拓创业的先辈们和美国典籍文件的撰写人也都带着欧洲的印记。后来情况反过来了，美国文学开始产生巨大影响。从赫尔曼·梅尔维尔、马克·吐温、埃德加·爱伦·坡到一大批重要的长篇小说作家，如威廉·福克纳、海明威、索恩顿·魏尔德、田纳西·威廉斯等，伟大的美国文学成了欧洲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美国独有的三大音乐发明：圣歌（Spiritual）、爵士乐和音乐剧，欧洲欣然把它们接受了过来。
美国通俗文化的影响当然要大得多。美国产品的推广，无论是通过电影、电视或者因特网，总是与美国生活方式、美国观念和美国宣传的传播同步的。这样，美国娱乐工业称霸全球又成了美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总统的长篇政治讲话，其主要段落会通过卫星传送和锅形天线的接收，直接进入大阪、广州、汉堡、米兰、曼彻斯特、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墨西哥城的私人家庭。任何别的国家的政治家都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全球影响。
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强项在于其传统的团结。这种团结赋予美国总统一种只有在专制国家里才有的、高度的外交行动能力。一旦遭到外来威胁，几乎就只有一条原则，那就是：“团结在总统周围”（Rally behind the President）。这条原则之所以能得到绝大多数国会议员的切实遵守，要归功于盎格鲁撒克逊的选举法，它实际上造成了两党制，使分裂小党难以成立。国会山的参众议员们肯定很要面子，但无论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都知道，自己有义务遵守19世纪中叶南北战争以来的各项传统。总统在立法程序中必须依靠国会的足够多数。除此之外他自由得令人诧异，这一点在2001年“9·11”事件以后一再得到证明。尽管如此，最近几年美国体制内部还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半个世纪前，我作为德国联邦议院的一名青年议员开始定期地访问美国，以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那时我每次访问都用不了一周的时间，我只需在华盛顿和纽约待一两天，然后在新英格兰的某个名牌大学待一天就够了。我见到的是一批有外交经验的精英，他们同当时的德国人相比，有着高度一致的见解、价值观和目标。对苏联的冷战造就了在各项原则上的广泛共识。人们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两个名词来说明这种共识，那就是：遏制和平衡。如今，那些曾经为美国外交定调的政治阶层已经风流云散。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总统都来自南部各州。除老布什外，他们在就职以前没有一个人是了解外部世界的。参众议员们的情况也类似，其中有一位竟然公开吹嘘自己不需要旅行护照，因为他不去外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