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袭击犯下的滔天罪行，导致美国国内——以及远远超出美国的范围之外——作出了若干对世界具有长期影响的政治决定。美国民族完全习惯于战争，特别是习惯于胜利（比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也习惯于失败（比如在朝鲜和越南）。然而，敌人竟然成功地攻击了美国最重要的两座城市，美国人在本国土地上死亡3000人。这种毁灭性的晴天霹雳是破天荒头一遭，其直接的后果是美国感到了深刻的震惊。然而，政府只用了短短几天即以巨大的精力克服了几乎席卷全国的瘫痪状态。它宣布进行“反恐战争”，并且掌握了公众舆论的导向。三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无法完全看清楚这个决定的后果。当然，有一些对内、对外影响已经很快地显现出来，其中包括国会也认同的这样一种信念：因为需要用军事手段进行和赢得这场“反恐战争”，所以必须为这场战争增加军事装备。
另外，这里也包含这样一种意图：不能让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依赖其他国家。当北大西洋联盟和北约组织想要提供援助并且——在其50余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宣布为此履行联盟义务的时候，华盛顿让大家明白：我们不需要北约。后来，当布什政府准备对伊拉克开战的时候，情况也变得很清楚：我们也不需要联合国和安理会。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寻找盟友，谁在这场反恐战争中不支持我们，他就是反对我们。他们向其他国家的政府——以及公众舆论——明白无误地宣布单干的意图：我们已经下定决心单干，我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单干。
那几个月，我在柏林、巴黎、莫斯科和北京发表公开讲话或者同政治家们会谈的时候，总是谋求人们理解美国那种神经质的反应：大家只要想一想，如果“基地”组织袭击的不是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而是法兰克福银行区、埃菲尔铁塔、克里姆林宫或者北京故宫，那么在我们国家、法国、俄罗斯或中国不是也会歇斯底里大发作吗？我们各国政府不是也会号召竭尽全力进行抵抗吗？
事实上，“基地”组织的袭击起初在许多国家的人民中，特别是在欧洲各国人民中激起了一股赞同、同情和声援美国的浪潮。美国政府却几乎未予理会。无论如何，它并没有利用欧洲准备与美国同仇敌忾的意愿，相反，却反复进行战争威胁、自顾自地准备打仗并且干出了形形色色自负傲慢的行径，从而在2002年一年中，令人惋惜地使欧洲各国公众的看法普遍出现大逆转。取代对美国声援的是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和厌恶。这也包括那些其政府最终宣布支持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国家，比如英国、意大利、波兰以及西班牙。
2002年以来，反美主义之强烈为欧洲多年以来所仅见。可惜许多美国人直到现在也不明白，正是他们自己的政府造成了欧洲舆论的大变化。而由于美国宗教和准宗教原教旨主义（这种原教旨主义甚至可能危及美国自然科学和医学的研究自由）的种种宣示，后来更由于在伊拉克所使用的违反国际法的审讯方法以及在古巴的美国关塔那摩军事基地同样违反国际法对俘虏的单独囚禁，这种反美主义变得更加强烈。看来，布什政府似乎坚信，它一般是不受国际法约束的，在美国国界之外也是不受美国宪法制约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把一线希望寄托在美国自由报刊重新苏醒的批判意识上，最后寄托在美国最高法院的独立性上。
人们常常忽略，2001年9月11日以后公开表现出来的美国单边主义，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一段漫长的历史，它的发展已有多年历史。在冷战时期，美国扮演领导角色对西方来说是极其自然的；这种角色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之间形成的力量对比。战后头20年，美国在政治、军事、财政领域超乎常规地提供援助并实施领导，使得美国的霸主地位直到60年代中期都被认为是完全适当的——戴高乐总统是惟一一个重要的例外。战败国日本和西德对于美国接纳它们加入西方联盟体系并从而使之受到保护，更是感激不尽。
从杜鲁门经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美国政府从不过分地利用其领导地位。肯尼迪甚至讲过支撑大西洋联盟的有两大支柱，从而赋予欧洲支柱与美国支柱同等的地位。而今，40年以后，几乎没有哪一位美国政治家会再使用这样的描述。因为，苏联解体之后，世界政治力量发生了大大有利于美国的变化。早在克林顿时代，有些美国政治家就已经不再掩饰他们的超级大国意识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