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关于街垒之夜的叙述（以及本章下面的许多其他叙述），我依据的是埃尔维·阿蒙（Hervé Hamon）和帕特里克·劳特曼（Patrick Rotman）：《同代人》（Génération）（Paris, 1987—88）。这是一部讲述法国学生左派运动史的著作，煌若史诗，资料周详（参见第1卷，第476—488页）。我也参考了如下各书：罗纳尔德·弗雷泽（Ronald Fraser）编的《1968：反叛中的一代学生》（1968: A Student Generation in Revolt）（New York, 1988），书中的叙述简略而生动，多属当事人的回忆（参见第203—230页）；勒内·维奈（René Vienet）：《占校运动中的愤激派和道德观应变派》（Enragés et situationistes dans le mouvement des occupations）（Paris, 1968），这部带党派成见的书是最有用的（维奈当时属道德观应变论者）；帕特里克·塞阿（Patrick Seale）和莫林·麦克贡维尔（Maureen McConville）：《红旗·黑旗：1968年法国革命》（Red Flag,Black Flag:French Revolution 1968）（New York, 1968），这是英国《新观察家》杂志的两位记者对5月运动的描述，但消息甚是灵通；此外，还有当时《世界报》上的新闻报导。
②转引自弗雷泽编：《1968》，第210页。
③见阿蒙和劳特曼：《同代人》，第1卷，第477页；维奈：《占校运动中的愤激派和道德观应变派》，第58页；塞阿特和麦克贡维尔：《红旗·黑旗》，第85页；弗雷泽编：《1968》，第210—211页。
④见维奈前引书中的地图，第59页。
⑤同上书，第57页。
⑥弗雷泽编前引书谈到了电台广播的重要性（第212—213页）。
⑦见阿蒙和劳特曼：前引书，第1卷，第487页。
⑧有关照片，见维奈前引书，第95、97、100、99页；朱利安·贝桑贡（Julien Besancon）：《墙壁可以作证》（Les murs ont la parole）（Paris, 1968），第171页；以及格雷尔·马库斯（Greil Marcus）：《口红的印迹》（Lipstick Traces）（Cambridge, Mass, 1989）一书所示的例证，见第31—32页。
⑨“我们在走我们的路”（We Are On Our Way），重印于阿兰·施纳普（Alain Schnapp）和皮埃尔·维达尔—纳盖编：《法国学生起义》（The French Student Uprising），Maria Jolas英译，（Boston, 1971），第456页。一个有关“文化与创造性”的学生“委员会”的报告，被引用在约塞·皮埃尔（Jose Pierre）“创造吧!”一文里，该文载查尔斯·波斯纳（Charles Posner）编：《关于法国68年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Middlesex,England，1970），第242页。
⑩关于“革命鸡奸行动委员会”，见“FHAR的40位粗汉，几段峥嵘岁月”(Les quarante insolences du FHAR,Quelques dates heroques)，载《盖皮耶》，第25期，1981年4月，第34页。
安德烈·格吕克斯曼：《1968年法国的战略与革命》(Strategy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1968)，英译，载《新左派评论》第52期，1968年11—12月，第101页。
关于福柯旅居突尼斯的详情，见艾里邦：《福柯传》，Paris，1989，第199—210页；英译，《福柯传》，Betsy Wing译，Cambridge,Mass.，1991，第187—198页。
让·达尼埃尔：《米歇尔·福柯的受难》(La Passion de Michel Founcault)，载《新观察家》，1984年6月29日，第20页。
达尼埃尔·德费尔1991年1月8日致作者的信，第2页。
“福柯关于性爱、权力和身份政治的一次谈话”(Michel Foucault, An Interview: Sex, Powes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1982)，载《倡导者》(The Advocate)，第400期，1984年8月7日，第58页，黑体字是后来加强的，以突出政党和那些年里流行的“运动”之间的分别。福柯在CF(谈话，1978)中说了不少同样的话，且着重点有所不同。
得克萨斯大学的克莱蒙特·亨利(Clement Henry)教授曾向我概略介绍过突尼斯独立后的政治形势，特此致谢。也可参见克莱蒙特·摩尔(Clement HMoore)和亚利·霍什柴尔德(Arlie RHochschild)：“北非政治中的学生联合会”(Student Unions in North African Politics)，载《迪达卢斯》(Daedalus)，第97卷，第1期，1968年冬季号，第21—50页。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204—208页；英译，第192—195页。
CF(谈话，1978)，第V卷，第18页；见英译，第133页。另可参见霍瓦德·里兹(Howard CReese)等：《突尼斯共和国地区手册》(Area Hanbook for the Republic of Tunisia，华盛顿特区，1970)，第192—193页。
见福柯1967年6月7日致康吉兰的，引用于艾里邦：《福柯传》，第205页；英译，第192—193页。福柯在此信中流露出的强烈情感，为德费尔1991年1月8日致作者的信所证实(第3页)。
CF(谈话，1978)，第V卷，第20页；参见英译，第134页。索雷尔(Georges Sorel)：《暴力反思录》(Reflections on Violence)，JRoth和TEHulme英译，New York，1961，第127页(关于作为一种神话“无产阶级罢工”，从第4章开始)。
见艾里邦：《福柯传》，第206页；英译，第193—194页。福柯的决定，以在突尼斯学生让他不要采取公开行动的请求，是达尼埃尔·德费尔在他致我的信中告诉我的(见该信第3页，1991年8月)。
CF(谈话，1978)，第V卷，第19页；参见英译，第134页。
在这方面，我相信艾里邦在他的《福柯传》中留给人们的印象是错误的。福柯1968年的文章“回答一个问题”(Reponse à une question)清楚地展开了许多线索，这些线索将他在60年代中期对语言的关注和他在1968年5月以后对政治日益增长的兴趣联结了起来：见“回答一个问题”，载《精神》(Esprit)，第371期，1968年5月，主要看第871—874页；英译：《政治与话语研究》，载《意识形态与意识》(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第3期，1978年春季号，第24—26页。这几页文字概括了福柯关于他争取“Une politique progressiste”［一种进步政治］工作的意义的各种“假定”。“进步政治”这个术语他后来再未使用过，这不无道理，因为“进步政治”这个概念，从尼采的观点来看，它同左派自由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决非不言自明的，实际上是矛盾的。这篇文章最有意思的方面，其实正是其中缺失的东西。福柯回答的问题是这样提的：“一种在心智史中引入非连续性和制度的压抑的思想，难道不会抽去进步的政治干预的全部基础吗?它难道不会导致这样一种两难的处境，即人们将不得不采纳这种制度，或不得不诉诸一个暴烈的事件(Lévénment sauvage)，诉诸一种外部暴力的爆发(只有这种暴力才能搅乱制度)?”(第850页；英译，第8页)福柯在文中宣称：“我几乎完全接受这一论断”(第850页；英译，第8页)，并进而反驳了那种他的思维方法会导致“对制度的接受”的观点；但对于他有可能诉诸“暴烈事件”，他却只字不提，原因很简单：在他看来，该文是关于政治变革最重要的(尽管不是惟一的)基础的一种绝对准确的解释。10年后，他在“起义无用吗?”［Inutile de se soulever?载1979年5月11日《世界报》，英译Is It Useless to Revolt?译者James Bernauer，载《哲学与社会批判》(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第viii卷，第1期，1981年春季号)］一文中，就他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作了一个极简洁的概述：“对于起义者无从解释。他的行动必然是这样一种断裂行为，这行为扯断历史之线、历史的理性长链，以使一个人得以真正宁死不屈。”(第1页；英译，第5页。)这一观点和黑格尔主奴辩证法(它也强调死亡的意愿)的迥异之处，就在于福柯以反辩证法的方式，将“不合时宜的行为”(Untimely，采尼采的意思，即“一种扯断历史之线的断裂行为”)强调为起义的(根本上是非理性的)背景。这种关于政治的思维方法复杂的实际意义将在下文里得到阐明。
CF(谈话，1978)，第V卷，第19、20页；参见英译，第134、135页。也可见艾里邦：《福柯传》，第201、270页；英译，第189、255页(有关杜梅泽尔拒绝认真考虑福柯的左派政治观点)。
关于福柯的改革，见施纳普和维达尔—纳盖编：《法国学生起义》，第15—16页；这个资料集的编者们令人信服地驳斥了那种认为富歇的改革是1968年5月学潮的主要动因的说法。关于福柯对1966年教育改革的评论，见《文学半月刊》(La Quinzaine Littéraire)第5期(1966年5月16日)登载的一篇福柯谈话(第15页)。
“我和福柯的一次谈话”(Conversazione con Michel Foucault)，载《文学报》(La Fiera Litteraria)第39期，1967年9月28日；我译自经过编辑的法文记录稿，第24页，黑体字是后来加强的。
CF，第V卷，第21页；参见英译，第136页。
莫里斯·布朗肖：《我想像中的福柯》(Michel Foucault tel que je limagine)，Paris，1986，第9—10页；英译，Michel Foucault as I Imagine Him，译者Jeffrey Mehlman，载《福柯/布朗肖》(Foucault/Blanchot)，New York，1987，第63页。德费尔在1991年1月8日给作者的信中忆述了这次相遇的情况(第4页)。
艾里邦：《福柯传》，第204页；英译，第192页(黑体字是后来加强的)。
CF(谈话，1978)，第74页；英译，第121页。在讲到马克思的“新人”观时，我阐释的恐怕是其最具抒情意味的表达，见马克思的“评詹姆斯·密尔《政治经济学概述》”(Comments on James Mill,Elé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Karl Marx and Frederich Engels,Collected Works)，Moscow，1975，第Ⅲ卷，第227—228页。
CF(谈话，1978)，第75页；英译，第121—122页。关于尼采的见解，我阐释的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3，关于超人。
关于法国68年革命运动的结局，见弗雷泽编：《1968》，第226—230页。
关于福柯卷入樊桑纳大学事件的更详细的情况，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208—210页；英译，第196—198页。
见施纳普和维达尔·纳盖编：《法国学生起义》的“编后语”(第597页)。
见阿蒙和罗特曼：《同代人》，第Ⅱ卷，第64页；以及艾里邦：《福柯传》，第215页；英译，第203页。
见艾里邦：《福柯传》，第215—216页。塞黑害怕桑塞纳的混乱局势，很快就逃走了，但夏特莱仍留了下来。关于夏莱特的观点，见弗朗索瓦·夏特莱：“大学里无休无止的5月风潮”(Le mai permanent de luniversité)，载《文学杂志》(Magazine Littéraire)，第112—113期，1976年5月，第27页。
同上书，第216页；格吕克斯曼1990年3月26日和我谈话时，讲到了福柯聘用他的打算。关于樊桑纳大学毛派教职员的另一种看法，见伊丽莎白·卢迪内斯科(Elisabeth Roudinesco)《拉康及其同仁》(Jacques Lacan & Co)，Jeffrey Mehlman英译，Chicago，1990，第553—554页。
关于“CIP”的一般情况，特别是其积极成员的数量，见贝纳尔·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和米歇尔—安托·比尔尼埃(MichelAntoine Burnier)：《野蛮的法兰西》(La France Sauvage)，Paris，1970，第159页。英文资料见：贝尔登·费尔兹(Belden Fields)：“法国毛主义运动”(French Maoism)，载索尼亚·赛义尔(Sohnya Sayres)等编：《没有辩解的60年》(The Sixties Without Apology)，Minneapolis，1984，第148—177页。最详尽的法文资料是阿蒙和罗特曼的《同代人》。
见《毛主席论人民战争》(Chairman Mao on Peoples War)，北京，1976，第4页。
关于袭击福柯的事件，见阿蒙和罗特曼：《同代人》，第Ⅱ卷，第169—171页。
CF(谈话，1978)，第V卷，第22页；参见英译，第138—139页。
《回归历史》(Revenir à lhistorie)，福柯1970年在日本东京的一次演讲，日本杂志《陈述报》(Répresentation)第2期(1991年秋季号)发表了该讲演的记录稿，第iv页。CF(谈话，1978)，第V卷，第21页；参见英译，第136页。
CF(谈话，1978)，第V卷，第23页(黑体字是后来加强的)；参见英译，第139页。
乔治·巴塔耶：“建议”(Propositions，1937)，载巴塔耶选集《极端的看法》(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1927—1939)，Allan Stoekl等编译，Minneapolis，1985，第200页。关于1968年5月风潮以后法国学生激进派中盛行的巴塔耶热，见阿蒙和罗特曼：《同代人》，第Ⅱ卷，第112页(伽利玛出版社于1979年开始出版巴塔耶全集)。格吕克斯曼：《1968年法国的战略与革命》，参见注释前文，第99页。“GP”的领袖即皮埃尔·维克多，他同福柯的谈话见“关于人民司法：和毛派的辩论”(sur la justice populaire: Débat avec les Maos)载《现代》(Les temps modernes)，第310期，1972，第336页；英译载PKN，第3页。
见“大学的鼓动”(LAgitation universitaire)，载《世界报》1969年2月25日，第1页。
见弗拉帕(BFlappat)：“樊桑纳：5000学生报名加入试验中心”(Vincennes:cinq milles tudiants se sont inscrit au centre expérimental)，载《世界报》1969年1月15日。
阿蒙和罗特曼：《同代人》，第Ⅱ卷，第62页。
同上书，第56页。
格吕克斯曼1990年3月26日的谈话。
德费尔1990年3月25日的谈话，关于《伦敦评论》使用福柯的形象，见阿兰·夏里丹(Alan Sheredam)：“日记”(Diary)，载《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1984年7月19—8月1日)，第21页。
格吕克斯曼1990年3月26日的谈话。
见卢迪内斯科：《拉康及其同仁》，第558页。艾里邦：《福柯传》，第221页；英译，第208页。
“樊桑纳的圈套”(Le piège de Vincennes，谈话)，载《新观察家》，第274期，1970年2月9日，第35、34页。
“我与福柯的一次谈话”(A Conversation with Michel Foucault)，载《支持者评论》(Partisan Review)，第38卷，第2期(1971)，第201页。这段话在FLI发表的节译本中被略去了。
同上书，第210页(在FLI中又被略去了)，关于福柯作为一名教师的表现，我是按弗朗索瓦·德拉波特(Franois Delaporte)和布兰纳·巴雷—克里格尔(Blandine BarretKriegel)——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指导过的为数极少的学生中的两位——给我的印象概括出来的。他们的经验在几位80年代跟福柯工作过的柏克利学生那里得到了佐证。福柯的“不干预”方针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意味着他的学生基本上必须自己应付。当然，这也意味着福柯实际上花时间在课外指导学生。
阿蒙和罗特曼：《同代人》，第Ⅱ卷，第62页。
“我与福柯的一次谈话”(谈话，1971)，参见注释前文，第195页(载FLI，第67—68页)。
艾里邦：《福柯传》，第222页；英译，第209页。
同上书，第219页；英译，第207页。
“尼采·谱系学·历史”载《伊波利特纪念文集》(Hommage à Jean Hyppolite)，Paris，1971，第154、159页；英译，载LCP，第148、153页。
英译本FL，第191页(黑体字是后来加强的)。
“尼采·谱系学·历史”(1971)，参见注释前文，第163页；英译，载LCP，第156页。
尼采：《人性，过于人性的》(Humman,All Too Human)，RJHollingdale英译，(Cambridge, England，1986)，第356页(“流浪者和他的影子”，§188)；福柯在上面引用的那段话里为此做了注脚。
关于福柯入选法兰西学院的详细情况，见艾里邦：《福柯传》，第226—232页；英译，第213—218页。
见“有关法兰西学院院史和特征的一些资料”(Le collège de France: Quelques données sur son histoire et son caractère propre)，载《法兰西学院1986—1987年报》(Annuaire de Collège de Foance 1986—1987)，Paris，日期无，第5—8页。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福柯传”(Michel Foucault，1926—1984)载约纳森·阿拉克(Jonathan Arac)编《福柯之后》(After Foucault)，(New Brunswick,NJ,1988)，第7页。
OD，第10、37页；英译，第216、224页。
OD，第11、55、37页；英译，第216、229、224页。
OD，第17页；英译，第218页。
关于福柯在这个讲演中表现的自我抹消倾向，阿拉斯代·麦金太尔(Alasdaire MacIntyre)在他的《道德研究的三种对立观点：百科全书、谱系学和传统》(Three Rival Versions of Moral Enquiry: Encyclopaedia, Genealogy and Tradition)（Notre Dame，1990)一书中作了深刻的分析(第219页)。福柯演讲中一些自相矛盾的方面在当时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拉库蒂尔(Lacouture)在《世界报》上的报导就是一例(1974年12月4日，第8页)。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学术人》英文版序”(“Preface to the English Edition” of Homo Academicus, Peter Collier英译，(Stanford，1988)，第xix页。
《当前》(Actuel)杂志关于GIP的报导采访的是德费尔而不是福柯：见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一位真正的武士”(Une vrai samourai)，载罗贝尔·巴丹特尔(Robert Badinter)等：《米歇尔·福柯：一段有关起初的历史》(Michel Foucaul: Une histoire de la verité)(Paris，1985，第86页。但为了保持自己所发挥的幕后作用，德费尔没有成为库什内这篇文章的中心人物：见贝尔纳·库什内：“监狱：灰色的小猫们”(Prisons: les petits matons blêemes)，载《当前》(Actuel)，第9期，1971年6月，第41—43页。
德费尔1991年1月8日致作者的信，第5页。
同上，第6页。
同上，第6页。关于德费尔在樊桑纳，见艾里邦：《福柯传》，第216页；英译，第206页。
爱德蒙·怀特(Edmund White)1990年3月12日的谈话。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167页；英译，第141—142页。
“会谈”(谈话，1981)，载热拉尔·库朗(Gerard Courant)：《施勒特传》(Werner Schroeter)，Paris，1981，第41、43、40页。
德费尔1991年1月8日致作者的信，第7页。
同上，第8页。
同上。
关于“GIP”活动的情况，也可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237—251页；英译，第224—237页。
见阿蒙和罗特曼：《同代人》，第Ⅱ卷，第294—296页。
“一个监狱信息小组的创建”(Création dun 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载《精神》(Esprit)，第3期，1971年3月，第531—532页。
“同米歇尔·福柯的会谈”(Entretine avec Michel Foucault)，第3—4期，1973年10月，第12页。“围绕监狱问题展开的斗争”(Luttes autour des prisons)，这是三位70年代初的老斗士之间的一次回顾性会谈。他们是弗朗索瓦·科隆贝(Francois Colombet，他曾在法院系统工作过)、安托万·拉扎卢(Antoine Lazarus，他曾在监狱里工作过)和“路易·阿佩尔”(Louis Appert，一位前“GIP”活动家的化名，其实就是福柯)。该谈话发表于《精神》杂志，第35期，1979年11月，第102—111页。尽管“阿佩尔”在这里强调“GIP”对于毛派的独立性(这使拉扎卢感到奇怪，在他的记忆中事情并非如此)，然而他也承认(第105页)“GIP”试图让人们不停地猜测它究竟是个什么组织：“不让监狱官员们知道它是一个［真实的］组织与否，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标准的政治“前沿”组织，“GIP”形式上是“独立的”，实则同毛派有着紧密的联系。参见“GIP”“关于人民司法”(A propos de la justice populaire)，载《为了正义》，第3—4期，1973年10月，第116页：“毛派是有效地参与了‘GIP’行动的惟一的政治运动，而‘GIP’也一直在同它讨论监狱问题。”
“知识分子与权力”(Les intellectuels et le pouvoir，谈话，1982，和德勒兹)，载《拱门》，第49期，1972，第4页；英译，载LCP，207。“福柯回应萨特”(Foucault répond à Sartre，谈话，1968)，载《文学半月刊》，第46期，1968年3月1—15日，第20页；英译，载FLI，第35页。
“福柯：否定性爱的霸权”(Foucault: Non au Sexe roi，谈话，1977)，载《新观察家》，第644期，1977年3月12日，第130页；英译，载PPC，第124页。
让—保罗·萨特：“关于人民司法”(A propos de la justice populaire，谈话，1972)，载《为了正义》，第2期，1973年第1季度，第26页。这一反讽还将变得更加深刻：因为萨特事实上还要支持“GIP”本身!不管福柯怎样力图说明他的做法和萨特的区别，但实际结果似乎总是一样的：年复一年地，他和萨特支持着同样的事业，在同样宣言上签字，在同样的示威游行队列中行进，在同样的战斗中冲锋陷阵。关于萨特同毛派运动的联系，见科恩—索拉尔(Annie CohenSolal)：《萨特传》(Sartre: A Life)，Anna Cancogni英译，(New York,1987)，第478—486页。
“一个监狱信息小组的创建”载《精神》，第3期，1971年3月，第532页。
德勒兹：“福柯与监狱”(Foucault and the Prison，谈话，1986)，载《当代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第2期，1986年春季号，第1页。“GIP”：“关于人民司法”参见注释前文，第115页。
“知识分子与权力”(谈话，1972)，参见注释前文，第6页；英译，载LCP，第210页。
德勒兹：“福柯与监狱”，参见注释前文，第1页。
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黑暗的教训：福柯与监狱”(La leon de ténèbres: Michel Foucault et la prison)，载《学报》(Actes)，1986年夏季号，第76页。
德勒兹：“福柯与监狱”，参见注释前文，第1页。
关于阿提卡监狱事件的重要性，见“GIP”：“关于人民司法”，参见注释前文，第115页。
关于图尔监狱的叛乱，见阿蒙和罗特曼：《同代人》，第Ⅱ卷，第377—379页。关于福柯论“无罪化”(déculpabilisation)，见“围绕监狱问题展开的斗争”(谈话，1979)，参见注释前文，第109页。
见阿蒙和罗特曼：《同代人》，第Ⅱ卷，第381页。这次记者招待会(以及毛派普遍卷入图尔监狱叛乱)只是在经过内部更激烈的辩论之后，才举行的。在辩论中，格吕克斯曼和福柯赞成继续围绕监狱问题进行鼓动，而皮埃尔·维克多则仍持反对态度，理由是大多数工人不宽恕犯罪行为。见同上书，第380页。
艾迪思·罗斯(Edith Rose)：“我可以肯定……”(Je puis affirmer……)，载《新观察家》，第372期，(1971年12月7日—1972年1月2日)，第150页。
“图尔监狱”(Le discours de Toul)第372期(1971年12月27日—1972年1月2日)，第15页。
同上书，第15页。
《监狱里的自杀行为》(Suicides de Prison，1971)，Paris，1973，第7—8页。
见上书中HM的小传，第15—16页。
同上书，第21、28、29、22、39页。
同上书，第39、18、22页。
同上书，第39页。
同上书，第38页。
同上书，第38页。
“尼采，谱系学·历史”(1971)，参见注释前文，第154页；载LCP，第148页。
德勒兹：“福柯与监狱”，参见注释前文，第1页。
见“传记的标志”，载《文学杂志》德勒兹特刊，第257期(1988年9月)，第19页；以及德勒兹关于同辈哲学家的概述，载德勒兹：《差异与重复》(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Paris，1968，第1—2页。
大卫·休谟：《论人性》(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Oxford,1888)，第253页。德勒兹关于休谟的首次论述，见《经验主义和主观性》(Empirisme et Subjectivité)，(Paris,1953)；在《差异与重复》一书中，他重申了他自己的“经验主义”(和休谟对他的影响)，见该书第3页。另可参见德勒兹：《意义逻辑学》(Logique du sens)，(Paris，1969)，第23页；英译，The logic of Sense，译者Mark Lester，New York，1990，第13页。
见《文学杂志》第257期(1988年9月)中的传记(第64—65页)。
德勒兹：“致一位严厉批评者的信”(Lettre à un critique sévère)，载德勒兹：《会谈》(Pourparlers)，(Paris，1990)，第15—16页。
德勒兹：“冲破事物，冲破词语”(Fendre les choses, fendre les mots，谈话，1986)，载《会谈》，第118页。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162—163页；英译，第136—137页。
福柯：“哲学剧场”(Theatrum philosophicum)，载《批判》，第282期，1970年11月，第905页；英译，载LCP，第189页。德勒兹：《意义逻辑学》，第11—12页；英译，第3页。尽管福柯和德勒兹在1977年后不再见面了(原因详见第9章)，他们仍继续就自己的工作互相交换信件——这是他俩的一位共同的朋友说的，这位朋友常当他们之间的信使(1990年3月20日一位匿名者的谈话)。
德勒兹：“控制与生成”(Controle et devenir，谈话，1990)，载《会谈》，第231页。
见德勒兹：“致一位严厉批评者的信”，载《会谈》，第21页。另见阿蒙和罗特曼：《同代人》，第Ⅱ卷，第235页。
卢迪内斯科：《拉康及其同仁》，第495页。Hugh Tomlinson和Barbara Habberjam译德勒兹与克莱尔·帕内(claire Parnet)《对话录》(New York，1987)一书的“译者导言”，见该书第xii、xiii页。
德勒兹：“致一位严厉批评者的信”，载《会谈》，第13、21页。参见西蒙·瓦德：《福柯在加利福尼亚》，打印稿，第31页：瓦德问福柯，德勒兹是不是一个“怪里怪气的人”?福柯回答说：“其实他很平常，没什么奇特之处……。他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结了婚，有两个孩子。”
见德勒兹：《意义逻辑学》，第9—10页；英译，第1—2页；另见第91页；英译；第73页：“圈出一块空地，让各种先于个人而存在的、无个性的独特性发言——简言之，生产［而不是再生产］意义：这就是当前的任务。”另一方面，《意义逻辑学》是理解创造性、革新(或如福柯后来所言，“用非常规方式思考”)的复杂机制的一种尝试。关于作为德勒兹思想的象征的迷宫，见福柯：“哲学剧场”(1970)，参见注释前文，第905页；英译，载LCP，第193页。
同上书，第891页；英译，载LCP，第174页。福柯在这里明确谈到，德勒兹的概念满腔热情于布朗肖。
德勒兹：《尼采与哲学》，第199、200页；英译，Nietzsche and Philosophy，Hugh Tomlinion译，New York，1983，第172、174页。见德勒兹：《差异与重复》，第146—153页(关于弗洛伊德的“死亡”概念和尼采的“永恒复归”)。
见德勒兹：《尼采与哲学》，第201页；英译，第174—175页。另见德勒兹：《受虐狂》(Masochism)，Jean McNeill英译，主要见第58页；并见德勒兹：《意义与逻辑学》，第180—189页；英译，第154—161页(关于劳利)。
《意义与逻辑学》，第179、9、188、91页；英译，第152—153、1、161、72页。福柯：“哲学剧场”(1970)，参见注释前文，第905页；英译载LCP，第193页。德勒兹：《尼采与哲学》，第212页；英译，第185页。
德勒兹和帕内：《对话集》，第138—139页。德勒兹：《意义与逻辑》，第180页；英译，第154页。
同上书，第188页；英译，第160页。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Walter Kaufmann英译，载《袖珍尼采文集》(The Portable Nietzsche)，New York，1954，第128页(序，§4)。
“我和福柯的一次谈话”，载《支持者评论》(Partisan Review)，第38卷，第2期(1971)，第192页；载FLI，第64页。
尼采：“偶像的黄昏”(Twilight of the Idols)，载《袖珍尼采文集》，第563页(“我受于古人的恩惠”，§5)。
关于《当前》杂志早期的沉浮史，见阿蒙和罗特曼：《同代人》第Ⅱ卷，主要见第262、615页。
见“超越善恶”(谈话)，载《当前》，第14期，1971年11月，第42页；英译载LCP，第218页。
同上书，第42—43页；英译，载LCP，第219—220页。
同上书，第44页；英译，载LCP，第221页。
同上书，英译，载LCP，页222。
同上书，第46页；英译，载LCP，第228页(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在法文中常常被译作“la volonté de puissance”，而福柯在这里谈的是“la volonté de pouvoir”。
同上书，第44、46、47页；英译，载LCP，第223、227、233页。
同上书，第43页；英译，载LCP，第222页。
同上书，第45页；英译，载LCP，第227—228页。
同上书，第45页；英译，载LCP，第228页。
同上书，第44页；英译，载LCP，第222页。
同上书，第43页；英译，载LCP，第222页。
同上书，第47页；英译，载LCP，第231页。
诺姆·乔姆斯基1990年1月16日的谈话。
同上。
同上。福柯曾和西蒙·瓦德谈过所谓“乔姆斯基海希”(chomsky hash)，参见瓦德：《福柯在加利福尼亚》，第20页。
“人类本性：正义与权力的对抗”(Human Nature: Justice versus Power)，载冯斯·厄尔德斯(Fons Elders)编：《反射之水：人类的基本关怀》(Reflexive Water: The Basic Concerns of Mankind)，London，1974，第140、149页。应该指出，福柯的言论在出版之前经过了他本人的修改，故此书不是他的谈话的原文，而是他当深思熟虑过的观点的记录，这就使他下面说的那些话更加值得注意了。
乔姆斯基1990年1月16日的谈话。
“人类本性”，参见注释前文，第168页。
同上书，第169页。
同上书，第174页。
同上书，第177页。
同上书，第181页。
同上书，第182页。
同上书，第182页。
乔姆斯基1990年1月16日的谈话。
见阿蒙和罗特曼：《同代人》，第Ⅱ卷，第281页。
科恩索拉尔：《萨特传》引用的口号，第476页。
格吕克斯曼1990年3月26日的谈话。
格吕克斯曼1990年3月26日的谈话。格吕克斯曼告诉我，福柯当时不得不从左的观点来批评法庭，“所以意义十分含糊……这是一个策略的决定，即使其精神不大清楚。”但我重温了这段谈话后，却觉得福柯这些话的意思明白极了，觉得它们和福柯这个时期关于革命政治的萨德—尼采主义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将在第9章里看到，福柯后来像格吕克斯曼一样抛弃了这些观点，不过格吕克斯曼在其《思想大师》(Les matres penseure，Paris，1977)一书中对它们进行了明确的清算，福柯则没有这样做。
“关于人民司法”(Sur la justice populaire，谈话)，载《现代》(Les temps modernes)，第310期(1972)，第366、364页；英译，载PKN，第34、36页。
同上书，第335页；英译，载PKN，第1页。
我关于“九月屠杀”的描绘，参考了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公民》(Citizens)，New York，1989，第630—639页。在和维克多讨论的时候，福柯很含蓄地将这一惨案归咎于当时人们欲以“审判”的方法缓和民众仇杀的无效尝试。见“关于人民司法”，参见注释前文，第337页；英译，载PKN，第3页。
同上书，第336—337页；英译，载PKN，第2—3页。
同上书，第339—340、359—360页；英译，载PKN，第6、29页。
同上书，第340页；英译，载PKN，第6页。
同上书，第360、346页；英译，载PKN，第29、13页。
关于这段故事，详见阿蒙和罗特曼：《同代人》，第Ⅱ卷，第383—422页。该事件对法国毛派运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同上书，第398页。
同上书，第404页及以下。
事实上，法国毛派在后期，在福柯、德费尔及1968年5月风潮的大部分主要人物都放弃了直接行动的革命派姿态之后，还是搞了一次谋杀活动，来为奥维内复仇。雷诺厂的保安部门人让—安托·特拉莫尼(Jean Antoine Tramoni)因枪杀奥维内而蹲了两年监狱，随后于1977年吃了毛派斗士的黑枪。见费尔德：“法国毛主义运动”，参见注释前文，第177页，注33。
参见德勒兹和帕内：《对话录》，第137页：“政治是积极的试验，因为我们无法预先知道一条路线的最终结局。策划者总是说：划出一条路线吧，但我们事实上可以将这条路线画在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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