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P从好几个方面展开工作。德费尔和福柯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德费尔将它分发给去探监的犯人家属；答卷收回后，两人便对它们进行筛选、摘录，然后以连载形式发表。GIP还同犯人家属们一道，通过斗争，使一些以往不许进监狱的报纸得以在狱中被自由传阅；它召集一些由富于同情心的专业人员如医生、律师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以便宣传某些特殊监狱内的情况；在狱中发生绝食的时候，组织还予以声援。
“惟有在监狱里，人们才能看到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权力，而且极力在那里被说成是道德的力量，”福柯在1972年指出，“监狱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权力在这里从不隐藏或掩饰自己。它以一种被推行得淋漓尽致的暴政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它玩世不恭，同时又很清廉，并且完全‘正当’——因为它的实施完全合乎道义。结果，它那凶残的暴政表现为善良对邪恶、秩序对混乱的沉静统治。”
但是，似乎出于偶然，混乱方面的力量往往会出乎意料地、自发地沸溢和爆发，摧毁良心之城，扯去“道德”虚饰（福柯和毛派都从1968年5月的事件中总结出了这一教训）。按照毛主义左派的兴致，这种自发的反叛是再好不过的事，它的发生可以提供一个搞鼓动的好机会。吉尔·德勒兹在一些年后忆述说，“米歇尔具有一种政治的直觉，能觉察到某件事将在某个特殊地点（不会在别处）发生。”德勒兹是德费尔和福柯在GIP里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他和福柯的心是相通的，当时就已是他哲学上的战友。德勒兹虽然也是个渊博的学者，但他对福柯仍怀着几分敬畏。“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先知，”德勒兹后来解释说。“他能幻视事物，而且像所有懂得幻视、能够看见什么并且看得很深的人一样，他发现他看到的净是些不可容忍的事情。”
恰如事态将要表明的（和GIP搜集的资料将要显示的）那样，法国监狱里面的情况常常真是不可容忍的。监狱绝妙地说明着“正义”可能会是多么的野蛮。尤其是法国监狱在70年代初还提出了一个实际的改革目标，听起来特别美妙。这些塞满了毛派分子的监狱已成为这样一种地方：里面，政治活动家可以鼓动造反；外面，GIP又可以把消息传遍法国。
“米歇尔感到狱中存有某种躁动不安的情绪，”德勒兹回忆说，“他觉得这不是小问题。”
GIP就这样工作着。德勒兹帮助德费尔和福柯搜集消息。他们分发小册子。当纽约北部阿提卡监狱的囚犯发动血腥叛乱的时候（法国报刊对此作了广泛的报导），他们怀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
同时，他们等待着。
1971年12月9日，图尔的监狱发生了暴乱。一群犯人洗劫了狱中的木器厂；另一群纵火焚烧了监狱图书馆；一些单身牢房的犯人砸坏铁窗，把垫褥、椅子、盘子扔了出来。该监狱有三座楼房，暴徒们占领了其中的一座，一遍一遍地高呼“打倒专政！”并高唱《马赛曲》。据监狱牧师的传达，他们的主要要求是：暖和的浴室和较好的牙病医疗条件。（这种显然琐屑无聊的要求，这些年在法国其他监狱发生的暴乱事件中频频出现。这使福柯感到很兴奋：他感觉这是一种“无罪化”的标志，说明现代囚犯们已变得多么缺乏羞耻感，多么“问心无愧”。）
从收音机中听到这一暴乱的消息后，巴黎的毛派们立即行动起来，一边策划发新闻特刊来报导此事，一边组织人员去了解真相。
正在这时，这所监狱又发生了第二次暴乱。但这一次警察反应很快，他们迅速控制了该监狱，并在此过程中打伤了几十名囚犯。
事过不久，福柯和德勒兹来到了图尔，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在此之前，该监狱的一名医生——一个名叫艾迪丝·罗斯（Edith Rose）的精神病学家交来一份证词，详细描述了图尔监狱惨不忍睹的内部情况。福柯和德勒兹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向舆论界披露这份证词。在他们看来，这份证词不仅本身就是一份证明材料，而且提供了一个足以作为教训的实例——它让人们看到，何至于一个官方委任的专家竟敢违背保持缄默这一职业规定，用最明白的语言道出了她的所见所闻。
她的语气，事实上是很平静的。罗斯大夫这样写道：“最令我难受和痛苦的事情，是看到犯人们被套在锁链上整整一个星期甚至更久。我发誓这是真的：他们甚至在吃饭的时候还戴着镣铐。我在医务室曾听见他们叫看守用叉子给他们喂饭。……有些目击者告诉我，他们的牢房里满是粪便，不过我没亲眼见到。”然而她看到的已经够多了，以至于强烈地感到，在图尔监狱坐牢还不如死了的好。“我敢说，自从我去图尔监狱工作以来，那里自杀企图的发生率之高一直令我吃惊，”她宣称：“自缢的，割腕的，吞勺子、叉子、氖光灯管等等东西的，都很多。”
这正是那种通常最令福柯感兴趣的资料——无论是他在国家图书馆里发现的，还是某个像罗斯医生那样的人提供给他的。福柯赞许地评论道：罗斯医生“并不去批评”作为一种机构的监狱，而只是“在这样一个日子，这样一个地点，这样一种情况下，展示了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这位监狱精神病医生用一种不带情感的语言（这能令人奇怪地想起罗伯—格里耶的那些冷漠的叙述者），冷静地再现了狱中最可怖的情景。
罗斯大夫的报告后来发表在《新观察家》杂志上。福柯为它写了篇引言，在文中亲自对一些最令人震惊的细节作了一番概述：“人日复一日地戴着脚镣手铐被关在合适的地方……每天不是受刑罚，就是服镇定剂；不是被拘押，就是被注射药物；不是下地牢，就是上城堡（多么让人放心的道德哟！）；在20岁就被变成终身罪犯的偷车贼”(这将成为《规训与惩罚》的中心论点)；而且——福柯怎么能够在这件事上罢手呢?——“几乎每天夜里都有人在企图自杀！”
事实上，GIP的第四份也是最后一份小册子就是专门论述这个主题的。这份1973年由伽利玛出版的小册子——《狱中的自杀》（Suicides de Prison），像前几个小册子一样，也是一种资料汇编（将一些事实和当事人的回忆录作些整理，略加一点评论即呈送给读者）。它一开始就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统计表，其中列举了1972年法国监狱发生的自杀事件，其数字高得惊人——共32起。编者将这些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在表内，并逐个详细说明自杀的方式，如：自缢、过量服药、服毒、吞叉子，甚至有躺在烧着的床垫上自焚的。
但书中的主要资料，是一个署名“HM”的犯人的一系列来信。HM出生于一个破裂了的家庭（其父是个酒鬼），现年32岁，是一个有鸦片瘾的同性恋者。他在17岁时就犯罪坐过牢房，后来又因盗窃、斗殴和贩毒等多种罪名在十几个监狱里服过刑。据他在好几封信里所说的，他最近的被捕是因为中了一个圈套：几个便衣警察诱使他去买鸦片，从而把他抓了起来。回到监狱后，他开始公开追逐男人。因为发生了一次口角，他的性活动被看守告发了，结果他被关入了单身牢房，随后他便上吊自杀了。
福柯对他的这位通信人极感兴趣，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HM的文字漂亮而生动，带有福柯崇拜的几个作家［波德莱尔、拉英（RDLaing）等］的气息，和他喜欢的音乐（如“门”的韵味)，同时还能使人感到他对自己命运的强烈愤怒之情。他所经历的存在是一种“陷阱”——一种由各种被派来专门对付他的监狱专家们构筑的陷阱：“也许正是这些善良的人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尽管HM的表达力很强，但他显然缺乏自我意识。在一篇未署名的短评里，福柯指出，这些信函“不停地翻动着各种各样能够形成某种迷恋的东西”，由此向读者们提供了关于“囚犯们所思考的问题”的极富启发性的一瞥。
如果HM的信真的能作向导，那“囚犯所思考的问题”便是十足简单的：他渴望着（与福柯自己并无二致）“逃逸”、消失、消散。
在他不同的时间写的一些信函里，HM表达了这样一些梦幻，如：逃往印度，加入克利希那派宗教运动（Hare Krishna movement），像拉英笔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那样避开现实，在药物的作用下遨游于“时空之外”，像黑豹党人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那样越狱（杰克逊在1971年加利福尼亚的一次越狱行动中被击毙，他是GIP前一份小册子的主题人物）。
尤其是，在他站到死亡的门槛上的时候，（事实上，此时他感到除了死就再也无法脱身了），HM做了一个最后的、也是本质的梦（按福柯论宾斯万格的那篇文章的说法）：他梦到了自杀。
“我每天都在考虑这件事，”他在一个后来被福柯引述过的段落里写道。“活着和死一样得难。”
福柯评论的最惊人之处，也许就是他赋予这种死亡愿望的意义。据福柯所言，HM的信，虽然“产生于孤寂之中”并以写信人的死而告结束，却应当被视作一种非常具有政治性的文件，它表达了“一种新型的政治思考，这种思考意在消除公与私、性与社会、集体要求与一种个人生活方式之间的传统区分”。有人可能会认为，一种可能导致自杀的个人生活方式对于推进一场革命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但福柯坚决不同意这一看法。
他宣称：“一种持久的自杀兴趣和某种形式的政治自觉性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这样，除了毫不畏惧地面对“绝对牺牲可能性”的突尼斯学生的英勇形象之外，福柯又加上了一个怪异得多也阴暗得多的政治斗争形象——一种被逐入内心的殊死战斗。似乎在某种绝望的情境下发生的自杀行为，如若得到正确的理解，有可能像福柯在他论尼采的那篇文章里所说的那样，以某种方式戏剧性地展示一具“烙满了历史印记的肉体”，并通过该行为本身的暴烈性，展示“毁坏肉体的历史”。
“GIP是一种思想试验，”吉尔·德勒兹在福柯死后的一次谈话中回忆道。“米歇尔总是把思想的过程看作一种试验；这是他承继自尼采的一个观点。既然如此，GIP的用意就不是拿监狱来做试验，而是将监狱理解为这样一种地方，那里的犯人们在经历一种体验，而这种体验也是知识分子（或者至少是福柯所设想的那种知识分子）应该加以思考的。”
德勒兹能在这些年成为福柯最密切的哲学盟友，似乎是很自然的：因为在所有同辈的法国思想家中，惟有他能够真正理解福柯独特的天赋（包括他对自杀和死亡的矢志不渝的关注）的含义。德勒兹出生于1925年，在索邦大学读过哲学，1948年通过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像福柯一样，他年轻时迷过阿尔托，并对发表“存在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的萨特产生了终生的反感。和福柯（以及与他同辈的大多数学生）不同的是，他从未加入过共产党；而且他对海德格尔只发生过短暂的兴趣，尽管他透过莫里斯·布朗肖间接地吸纳了他的许多关键思想。
传统上，法国哲学家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思想上。德勒兹藐视这一传统，偏偏转向英美文学和哲学，在这方面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专长。他的第一本书——《经验主义和主体性》（Empirisme et Subjectivité），是讨论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这位英国哲学家从怀疑论立场对自我的实在和意识的统一提出的批评，成了德勒兹思想的一个前提。“心灵是一种剧场，”休谟这样写道，由此创造了一个将被德勒兹牢牢记在心中的意象。“严格说来，里面没有同一时刻的单纯，也没有不同时刻的同一”，只有“一种永恒的流动和运动”，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其中“好几种感觉相继出现；它们来来往往，悄然逝去，混入无限多样的情境之中”。
60年代早期，德勒兹曾透过一系列极富于独创性的史学研究，对这幅永恒流动的图画作了反复的、精心的描绘。他研究的是这样一些人物：康德、斯宾诺莎和活力论哲学家亨利·伯格森；情诗作者利奥波德·冯·萨赫尔—马索赫（Leopold von SacherMasoch）、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但最首要的还是尼采这位改变了他的生活的作家。
“我在很长时间里‘做’的都是哲学史，”德勒兹曾这样解释。“正是尼采（我很晚才读到他），把我从这种状态中拉了出来。……他能使你产生一种反常的倾向（这一点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弗洛伊德都从来不曾做到……），即让你想以自己本来的名义来说一些简单的事情，想用情感、激情、体验、试验来说话，用一个人自己的名义来说点什么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一个人以自己的名义说话，完全不是在他将他的自我当作一个‘我’（一个人或一个主体）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相反，一个人只有透过极严格的非人格化训练，只有敞开自己的胸怀，让多样性质贯穿全身，让激情流遍全身，让自己自由地探索‘无限多样的情境’，才能获得一种真正的、本来的名义。”
读到德勒兹的《尼采与哲学》（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时，福柯很自然地感到了他们在哲学兴趣上的相似性。于是，他想请德勒兹来克莱蒙—费朗大学任教，但是这次未能如愿。6年后他又一次聘请了德勒兹，这次是在樊桑纳大学，两人相遇了，并成了极要好的朋友。关于其原因，德勒兹后来回忆说：“这不只是一个［相互］理解或思想一致的问题，其中还有激情、共鸣和音乐上的一致的成分。”
他们共同用写作来探索理性的界限，在“无定形的流动”中表达快乐，寻找恰当的词语来引起“一种非真实感”，这种非真实感能够像某种“认识病毒”一样，“透过语言向知性和人们传送自身”。从1962年起，他们就在工作中密切配合，仔细研读对方的每一本新书，加以评论，从中吸取推动工作进一步深入的动力和灵感，为破坏“确定着各种固定同一性的常识”（德勒兹语）作出协调的努力。
1968年5月事件后，他俩之间的哲学和政治同盟关系进一步深化。“1968年5月事件是纯粹状态的‘生成’的显现和爆发，”德勒兹后来说。“这恰恰就是尼采称之为‘不合时宜’的那种东西。”
德勒兹也被卷入了学生运动。像福柯一样，他也欢迎大批新的群体投身“无定形流动”的试验。他开始了同精神分析学家弗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长期而富于成效的合作。加塔利是一位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正统弗洛伊德学说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和加塔利及福柯一起，德勒兹参加了左派的一个都市化问题研究中心；他也参加了GIP的工作，并支持毛派斗士更直接的行动；他还为从反文化中滋生出来的各种新生活方式（包括在各种“群居村”吸毒和法国同性恋者解放运动的最初几次风潮）作过辩护。
当福柯进入法兰西学院的时候，德勒兹接任了他在樊桑纳的工作，同时也接任了他所扮演的极左派先知的角色。一个经历过这些激动人心的日子的老斗士回忆说：“像神情紧张地行走在绷索上似的，德勒兹每个礼拜都为一大群听众包围着。他的那间小教室总是被听众塞得满满的，像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土耳其浴室”——因为人们抽烟，室内乌烟瘴气。“他情绪亢奋，趾高气扬，同时又总是很宽容，像唱着歌儿的疯子那样表达着自己的思想。”他涉及的论题极其庞杂，“从斯宾诺莎到音乐，从中国冶金术到鸟语，从语言学到帮派争战”，几乎无所不包。而他的目的，据他在这个讨论班上所说的，是为了“制造材料以便利用各种力量和思考不可思议的事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勒兹言行不一（这一点和福柯完全不同）。对于自己在演讲和作品中极其生动地论述过的那些大胆而危险的事情，他本人大都没有实践的兴趣。他有家室，有两个孩子，外表上过着传统式的法国教授生活。他最明显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留着长长的指甲。据他解释，这是因为他没有“正常的起保护作用的指纹”，故而在“碰到东西，尤其是布”的时候，手指会感到“钻心的疼痛”。尽管他着迷于流浪的部落生活（他把自己幻想为一种“流浪的”思想家），他却很少旅行。正像休谟曾遭遇过的那样，他大胆的信念和他个人温和平静的生活之间显见的不一致，引起了人们的非议。而他则反驳道：“我虽然没有走动，没有旅行，但我像大家一样静坐着旅行过多次了。我能用各种不同的手段获得类似于同性恋者、酒鬼或吸毒者的感觉，你说我和这些人有何不同?”
在他的这些“不同的手段”中，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他那种越来越随便的写作方法了。1968年以后，德勒兹的文体变得越来越语无伦次，这种演变在他的《意义逻辑学》（Logique du sense）（1968年出版）中达到了“非现实主义”的化境。据说这是德勒兹最重要的一本专著，是对他迄今所学到的一切知识的一个总结，也是他“奇境”冒险的开端。《意义逻辑学》这个书名显得朴素稳重，但这本书却不是什么传统式的论著。它深受路易斯·卡洛（Lewis Carrol）的“爱丽丝”（Alice）丛书的影响，毋宁说是一系列思想试验，哲学在这些试验中消失在一个兔子洞里（像爱丽丝一样），变得既大又小。它放弃了对于逻辑严格性的古老领土要求，放弃了对于各种合理命题的有规则的论证，魔术般地变成了一支机动灵活的隐喻大军。循着爱丽丝的足迹，德勒兹希望用新的方式来表达“反叛的生成”（rebel becomings），说明“意义”的生产何以是（自相矛盾地）“无意义”（nonsense）的一种功能，以及新的思想怎样从“幻想”和肉体消散中产生。虽然德勒兹仔细地界定了他的每一个关键术语，读者还是感到不知所云，被害得天晕地转、浑身燥痒。德勒兹通向创造性发现的路线弯弯曲曲，错综复杂，令人困惑。而福柯在读完该书后，却兴致勃勃地赞道：这正是一座“巨大的内心迷宫”!
但怀着对于迷宫的尼采式热情，还远不是福柯和德勒兹的惟一共同点。因为在这个语言迷宫的内核处，两位哲学家（像在他们之前的布朗肖一样）都发现了死亡——按福柯评注德勒兹思想的话来说，这是“头等大事”。
德勒兹在《尼采与哲学》一书的高潮部分宣布：得到重申的“虚无意志”，即弗洛伊德称之为“死亡本能”的东西，“不仅是一种权力意志，是权力意志的一种特质，而且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意志的ratio cognoscendi（认识基础）”，是我们现代人认识本来意义上的权力意志的惟一途径。在文明的影响下，权力意志已被逐入内心，并掉过头来反对自身了——在人类的内心深处滋生了“‘毁灭自己’这样一个新的倾向”。正是这种由西方禁欲主义所形成、并造成现代虚无主义的倾向，导致了德勒兹“狄俄尼索斯哲学”的焦点问题（也是主要难题）。因为，权力意志（按尼采的说法它是一种求生冲动）怎么才有可能克服它自己这种由历史形成的自毁倾向呢?
解决的办法，据德勒兹所说，既简单又充满悖论。为了恢复健康，狄俄尼索斯必须利用他的虚无意志。他要运用他的破坏权力，积极地毁掉自己，同时消除一切阻遏他的权力的东西，重新发现大量新鲜的冲动。德勒兹自己特别感兴趣的，是痛苦粉碎性地化做由受虐狂的性行为产生的快感，是由毒品和酒精引起的各种幻觉［在这方面他讨论了英国小说家马尔科姆·劳利（Malcolm Lowry）］，是游击战争造成的混乱，是精神分裂症的心理分解作用，和在达到最后极限时用自杀来求得死亡。
冯·萨赫尔—马索赫和劳利虽然还没有谈到癫狂、凶杀和自杀，但也像1968年5月事件中的学生们和阿尔托（德勒兹的另一个崇拜对象）一样，都说明了虚无意志如何在得到积极的掌握和创造性应用的情况下，可以被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即对权力意志的积极肯定（或重新肯定），承认它具有（未开化的）充满活力的本质。德勒兹写道：“每个人都有可能失去什么”——或是健康，或是理智，或是生命；但“每个人又都从中获得了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超越了固定的界限，炸开了一个“洞”：“铺路石下边是海滩”。通过由文明树立起来的社会和心理纪念碑上的这些裂缝，人们可以瞥见“一种单纯的、没有界限的生成”（一种“可怕的、无法无天的生成”，福柯评论道）。这一景象鼓起了人们的勇气，使他们有可能走得“更远一些，超出原来划定的范围”，琢磨出新的意象、新的观念、“新的生活形式”，超越善，超越恶，也超越“虚无意志”。惟有此时——德勒兹教导说，才能迎来“‘大政治’的开始”。
不过，德勒兹也不得不承认：在这种特别的兔子洞下边，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在拼命地使自己解除痛苦、罪恶、怜悯、理性、逻辑、法律等负担的时候，人们可能会丧失一切秩序意识，不由自主地骤然坠入一片虚空。“这是一种‘黑洞’现象”，——德勒兹解释道：一个人“会闯进一个黑洞，以后便再也无法脱身”。德勒兹对这种“坠毁”的可能性是相当关注的。他引了斯各特·费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的一句悲观的话：“当然，整个生命都是一个崩溃的过程。”癫狂紧张症患者、瘾君子，或沉迷于政治暴力的“小法西斯主义”（microfascism）和恐怖主义的人们，都引起了“一种轻微的恐怖气氛”。德勒兹吐了句心曲，“反正他们让我害怕”。
但德勒兹仍努力抑制住了自己的恐惧感和总是过于敏感的疑心。“人性中任何美好而伟大的东西”，他在《意义逻辑学》中用种冷冰冰的果决语调宣称，都只能“在随时准备毁灭自己的那些人身上”显现——“死亡优于我们的健康”。
或者，恰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所说的（这段话德勒兹自然是熟知的）：“我爱那些沉重的雨滴，它们一个一个地从悬浮在我们头上的乌云中落将下来：它们预告着闪电的到来，并作为预言者而归于毁灭。”
福柯当然同意这一说法。而且，在1971年的一次谈话中，当提及1968年5月事件及其后果时，他还意味深长地指出：“这个制度正在被粉碎，人们将赢得一个新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