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当时全神贯注探讨的语言问题，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和北美，都正在成为一大热门。这种国际性语言研究热的起源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既有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因素，也有后期海德格尔的因素（他宣称语言是“存在的房屋”）。40年代末期，梅洛—庞蒂即开始谈论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理论的哲学内涵。到1963年，当《临床医学的诞生》和《雷蒙·鲁塞尔》问世时，索绪尔在法国已名满天下，所以福柯可以运用一些产生修辞效果的手法，来表现自己在语言方面的兴趣：如在这两本书里，他都谈到“所指”（signifier）和“能指”（signified），借用的是索绪尔的术语，分别指一个词的“音像”（soundimage）和该“音像”被用来批示的东西。而在《临床医学的诞生》里，福柯干脆告诉人们，他自己就是这场建立在索绪尔语言学基础之上、又在巴黎掀起高潮的思想运动的参与者。因为他宣称他的历史编纂学，展示的就是“一种结构分析”。
巴黎的这些年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索绪尔“语言符号是随意的”这一名言，把新一代作家和思想家弄得晕头转向，令他们抛却了存在主义关于个人义务和责任的旧观念。语言是一种游戏！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正是现代科学的新成果证实了这一虚无主义口号：万无一真，百事可为！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概括了60年代的巴黎景象，指出：语言的学习，当时在那里成了“一种审美活动，也可以说一种摆脱时代和历史的专横统治的手段”。
罗兰·巴尔特堪称这一时刻的预见者。他是《泰尔盖尔》团体的中心人物，也是福柯在《批判》编委会里的同事。（尽管他们的关系通常很亲热，但他们似乎从未成为密友。）如一位熟知法国精神生活的人所言，巴尔特用咒语召来一个幽灵形象，这个“幽灵遇风就飘荡，一碰便颤抖，能把每一个模糊观念吸收过来并传到别处，但需要由一个相邻的幽灵来启动，该幽灵总渴求借得某一个口号，然后便有许多其他人来向他谋求个口号”。巴尔特的口号在50年代曾是“新小说”，在60年代很长一段时期里是“符号学”。由于受到“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本文”这个观念的引诱，他被卷走了——而卷走他的，不仅是他自己过于精致的解释力量，而且是创立一种全新的符号科学的期望。《泰尔盖尔》迅速随他而去。到60年代末，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一篇不带有许多图表和方程式的文章，已近乎不可能，以至于整个杂志都被赋予数学学报的那种吓人的（和极其晦涩的）外观。
巴尔特在60年代的狂热劲头背后的基本观点毫无新义，因为符号科学可能被应用于狭隘的语言学领域之外这个看法，早就由和萨特同辈的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提出来了。列维—斯特劳斯接受的是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马塞尔·莫斯的法国社会学传统的训练，但也受到过索绪尔理论的启发。他认为，人类研究的是“社会生活中心的符号生命力”。无论是分析神话和仪式，还是分析婚姻规则和亲属系统，他的目的（如他曾经指出的）都是要“划分出种类型，分析它们的组成部分，并确定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揭示一种认识结构，该结构像一个人在说一种语言时所使用的语言差异系统一样，仍处于无意识状态。
回顾一下福柯的经历，似乎不难看出，福柯这时正在以同情、超然的态度和一个战略家对参与游戏的各种力量的敏锐的辨别力，注视着这场日益高涨的结构主义学术热潮。这是一个他完全有能力玩的语言游戏。他从学术修养和气质上就是个形式主义者。存在着某种思想的“结构”，甚至在梦幻意象的随意流动之下都存在着这种“结构”——这一观点，他很久以前就从巴什拉尔和康吉兰这样一些法国科学史家那里学到了。这些历史学家使用的行话，即他们对“coupures”，或各种科学范式之间的破裂的重视，他们对革命断裂而不是渐进演化的强调，福柯也从另一位形式主义理论大师、他的教师路易·阿尔都塞那里学到了。阿尔都塞在1965年突然以某种“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化身的形象出现在巴黎学术界，而且他的结构主义还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构主义。福柯在多年前还熟读过雅克·拉康的书（此公主张对弗洛伊德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结构的”解读），并深知1966年他的《作品集》（Ecrits）出版后的一场大辩论的目的，尽管福柯至少有一次冒失地提到拉康那艰涩的文章令他莫名其妙。
不过，比这些令人尊敬的人物中任何一位都更重要的，或许还是福柯最强有力的学术保护人——乔治·杜梅泽尔（Georges Dumezil，1898—1988），他后来在1970年领导了一场成功的竞选运动，使他的门徒得以进入法兰西学院。杜梅泽尔受过语文学和宗教史训练，是一位比较神话学学者，他特别珍视自己的独立性，反对思想界的各种风流云转的时尚和学派。他过去学的是老式的关于民间故事的进化论研究法，即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lazer）在《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使用的方法；但在20年代，在研究过涂尔干和莫斯之后，他便改弦易张了。像列维—斯特劳斯一样，他采纳了涂尔干的一个基本命题，即神话的概念和超自然存有“共同反映着”许多社会的和文化的现实。然而不同于列维—斯特劳斯的是，杜梅泽尔从不声称他发现了人的思想固有的一些普遍形式，而总是强调他研究的各种结构有着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局限性。他曾解释道，“对我来说，‘结构’这个词能使人想起马塞尔·莫斯常常使用的那种蜘蛛网的形象。在一个思想系统里，只要抽取一个概念，一切都会随之而来，因为各部分之间都是互相关联着的。”
福柯也把结构的观点同“阴暗而结实的网”这一意象连接在一起。他多次（从《疯癫与文明》的原序直到他1984年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几课）公开承认过杜梅泽尔的实例和影响，在他早期名望的鼎盛期，即当他被广泛地认作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的代表人物的时候，他还常常引用杜梅泽尔的实例，来解释他对由系统和结构的观念引起的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像杜梅泽尔的那种结构分析可以同历史分析联系起来”，有利于驳斥那些指责结构主义和历史研究不相容的批评家。他曾这样概括他的论点：杜梅泽尔毕竟曾试图说明，贺拉斯（Horace）诗中古代印欧神话的一些具体的变化，怎样反映了同时发生的“古罗马社会向一种由国家控制的社会的转变”。以这样的研究为典范，福柯完全可以说（而且他实际上也这样说了）：“当分析的对象是一个可变系统及其变化的发生所依据的条件时，这个分析便是一种结构的分析。”
总之，正是本着杜梅泽尔的精神，福柯（短暂然而确定无疑地）加入了60年代的结构主义大合唱。在他看来，达成一个策略的联盟是极有意义的。因为，尽管杜梅泽尔、巴尔特、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和拉康等人显然各不相同，而福柯同他们每一个也都迥然有别，但他们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希望摧毁让—保罗·萨特在思想界的霸权。
福柯1960年秋回到巴黎时，正巧赶上萨特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发生巨变的时候。自他15年前发表关于存在主义的演讲以来，这还是头一遭。事情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当时还是法国殖民地）内战期间，起因便是1960年9月发表的一份挑战性的《121人宣言》。这份由杂色斑驳的法国著名知识分子群体签署的宣言，公然为“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反抗派的权利”进行了辩护。
虽然福柯本人也反对这场战争，但他感到没有必要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他采取坦率的政治行动的日子尚未到来，正如他名扬天下的日子尚未到来一样。由于还默默无闻（《疯癫与文明》当时尚未问世），故而也从未有人找他在宣言上签名。
那些签了名的人则很快被卷入了一场剧烈的政治纷争。法国当局把该宣言视作一种叛国行为。没有一家报纸敢刊登它。有几位签名者被人告到了法院。法国的警察机关也行动起来，对“犯罪者”展开彻查。该宣言实际上主要是莫里斯·布朗肖起草的，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一些老道友也加入了这一工作。但宣言受到控告之后，公众的注意力却渐渐集中到一位签名者身上，把他看成了这个事件的象征：他就是让—保罗·萨特。
正如他在1945年的举动一样，萨特这时也挺身而出了。右翼势力为他的被捕而欢呼。萨特则以大无畏的气概重申了他的个人立场，宣布他不仅支持［阿尔及利亚］反抗派的权利，而且支持全世界反殖民主义运动。这恐怕是他最光彩照人的时刻。右翼的抗议喧嚣日甚一日。最后法国总统戴高乐说了句话：“你们不要囚禁伏尔泰啦！”——这无异于宣布了萨特的不可侵犯。
萨特还从未享受过这么高的威望——很难想像他的最高权威还有什么更生动的表现了。他的干预促成了紧张局势的缓和：对宣言签名者的指控被悄悄撤销了。但这还不是全部。因为萨特在1960年的法国，并不仅仅只是神圣的知识界良心的象征。是年年初，为人们企盼已久的的《存在与虚无》的续篇——《辩证理性批判》出版了，这使他在沉寂了十多年后，又一次成为哲学争论的中心人物。
在这部冗长的著作中，萨特对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综合。他宣称，这是不可超越的“我们时代的哲学”。《批判》写得比《存在与虚无》还要长（而且晦涩得多，可能因为它是在作者服用安非他命后匆匆草就的缘故），其宗旨，是试图揭示人类的自由在人类自己的形成和维持过程中的种种社会力量的约束下，可能会被严重异化的多重方式。萨特在书中详细地描绘了他所谓的“辩证法”（由于它的作用，一致行动的自觉的人们会创造出一些共同的社会结构，这些社会结构初看上去完全不符合他们的自觉意图），并声称他的这一发现已使“历史的真实”有了一个新的、牢靠的立足点。他庄严宣告：“我们正在试图为书写”任何一种未来人类学的绪论“做准备工作”。
这都是些漫无边际的大话，它无疑引起了福柯的注意。因为这位较年轻的学者碰巧刚刚完成了他自己的“任何一种未来人类学的绪论”初稿。这就是他未发表的关于康德《人类学》的thèse complémentaire（补充论文）——它是一粒种子，《词与物》便是它最终结出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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