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自己的癫狂作品，载着它的一群怪异的悲剧主角，于1961年5月第一次驶入公众的视域。首次发现这一作品的，并不像福柯所希望的那样是伽利玛出版社，而是普隆出版社——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著作的出版者。
很明显，福柯有意避免在狭窄的学术出版界发表自己的著作。他拒绝了法国大学出版社提供的出版机会，而宁愿去步列维—斯特劳斯的后尘。列维—斯特劳斯同萨特一样，是一位面向大众的饱学之士。（以同样的精神，福柯在1964年对自己的书作了大量删节，使其得以以大众市场平装本形式出版。正是这一浓缩版在一年之后被译成了英文。）
福柯的书从许多方面看都获得了令人称羡的成功。该书出版后不久，就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博得了莫里斯·布朗肖的赞赏。布朗肖看出福柯是一个和自己心气相投的人，对他大加溢美之词，称他对“极限体验”的看法可以同自己的老朋友巴塔耶媲美。青年哲学家米歇尔·塞黑（Michel Serres）也写了一篇赞美该书的文章，指出了它与尼采《悲剧的诞生》的一些相似之处。著名评论家罗兰·巴尔特则对福柯研究历史的“结构”方法赞不绝口（尽管他必须承认，一个“更讲究形式的人，本来会更认真地利用”福柯的某些发现）。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尔和历史学家费尔南·布劳代尔也表示了他们的称赞态度。
然而，仅得到这些学术同行们的赞誉是不够的。因为福柯还有其他一些抱负。他的书起先并没有像《存在与虚无》那样赢得那么大的读者群。萨特的权威还没有受到挑战，他的道德化人道主义的支配性影响还没有被打破。
同时，一些较年轻的思想家已开始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福柯本人，这充分表明他的名望已在上升，尽管还很缓慢。1963年3月4日，索邦大学举行了一次讨论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名叫雅克·德里达——一位大有希望的哲学家。他在会上发表了一个尖锐批评《疯癫与文明》的讲话，题为“自我思想与癫狂史”（The Cogito and the History of Madness）。
德里达比福柯小4岁，50年代初曾在高师听过他的心理学课程。像福柯一样，他通晓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对探讨“无思想”状态兴趣浓厚；他也像他的这位老师一样，熟知阿尔托、巴塔耶，特别是布朗肖的作品。布朗肖研究文学的路数甚至被他奉为楷模。但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德里达的研究路子却很传统：对各经典哲学家的把握，培养阅读能力以便准确地领会最艰涩、最令人头疼的理论，对每个作品的文学及逻辑特点予以特别关注。他能够毫不费力地读懂福柯这个引喻性作品中的每一曲笔，这一点许多人都望尘莫及。
当德里达读到《疯癫与文明》的时候，他正处于琢磨他自己的学术特色的阶段。他把对于悖论和矛盾的探寻引入关于高雅文学剧脚本的研究，用和福柯处理癫狂史同样的方法来处理哲学评论技巧，即把它视作一处“同既定正常状态”的富于启示的、惊人的激进决裂。无论是读柏拉图还是读卢梭，德里达都力图发现其内在的矛盾性，力图揭露其伪善之处——这种伪善正是语言和思想所固有的含糊性的表征。在像海德格尔那样自诩为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家那里，他寻找的是他们暗中坚持的各种形而上学观点；相反，在古典理性主义者那里，他则试图找出各种基于想像和比喻的思想——这些思想的罪过，就在于作者不愿承认它们。
他对福柯的处理方法，也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思路。他沿两条不同的战线进攻。首先，他运用自己特有的一种战术，对福柯的一段议论进行了批驳。那是福柯顺带作出的关于笛卡尔《沉思录》中的一段话的简短说明，这个说明乍看上去似乎只是敲敲边鼓，无关宏旨。德里达以权威的（实际上是屈尊的）姿态，炫耀着自己的训诂技巧，重新解释了笛卡尔的这段话，并对福柯的“天真”理解报以嘲讽。
德里达的第二条战线要广阔一些，也更有趣一些。他指出（如米歇尔·塞黑所做过的那样），福柯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非理性观的论述，同尼采关于古希腊人对狄俄尼索斯要素的迷恋的论述，似乎如出一辙；随即，他对这些显然具有神话色彩的历史方法后面的“历史—哲学动机”提出质疑，指出：“写作决策、划分、差异历史的尝试，总要冒险把划分解释为由某种原始存在的同一性导致的事件或结构，从而确认形而上学的基本效能。”
这都是些论战式的言辞。在那些年里，谴责一个标新立异的法国哲学家搞“形而上学”，很有点像谴责一个共产党知识分子搞“修正主义”，这是一种对人表示蔑视的羞辱性套语。但德里达接着又提出了一系列更尖锐的问题。他争辩道，因为福柯摆脱不了形而上学，所以无法在不使愚行变得贫乏无力的情况下赞扬愚行——这也正是福柯对伊拉斯谟的批评。德里达以一个善于直捣对方要害的辩论老手的傲慢笔调写道：“我很想把福柯的书视作一种强有力的保护和拘留的姿态”；或许——他又得意洋洋地补充道，那是一种“用发狂时的那种众所周知的恐怖”写出的姿态。
德里达在索邦宣读他的论文时，福柯就在现场。对于这种仪式性的攻击，他并不感到陌生，因为礼仪化的论战是每个高师学生所受教育的一部分。他一定知道，这是一次令人目眩的、毁损性的表演。他过去的这位学生一次又一次地发起攻击，关于笛卡尔的那点小冲突可能没什么实质意义，但德里达关于“发狂时的恐怖”的言论却是切中肯綮的。一些年后，吉尔·德勒兹（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福柯）也说过差不多同样的话——称福柯把历史研究当作“防止自己变疯的一种手段”。
所以德里达的批判并非浅薄之见，事实上它是相当睿智、深刻的，而且极富人身攻击性。福柯该如何回应呢？
那天在索邦，他事实上一言未发。他默默地听着，保持他那独有的审慎态度——这种审慎，可能正像福柯大发雷霆时的暴烈一样富于传奇性。
德里达后来把他的论文发表了，先是登在《形而上学和精神评论》（Revue de métaphisique et de morale）上，后来又收进了《书写与差异》（LE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中。后者是他在1967年出版的一个论文集，同年德里达还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而在这时，福柯已成为一个文化名人了，因为他于1966年发表的《词与物》在法国赢得了广泛的推崇。但是，当德里达的书也获得相似的声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必须把这位较年轻的学者当作潜在竞争对手来认真对付的时候，福柯终于决定打破他的长期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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