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莫里斯·班盖：“学习时代”（Les années dapprentissage），载《争鸣》，第41期，1986年9—10月，第130页。
②“真理·权力·自我：和福柯的一次谈话”（Truth, Power, Self: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1982)，载路德·H马丁等编：《自我的技术》（Amherst, Mass., 1988），第13页。“道德的回归”（Le retour de morale）（谈话），载《新闻周报》，1984年6月28日—7月5日，第37页；英译本，第250页。参见“真实的理性代价如何？”（Um welchen Preis sagt die Vernuft die Wahrheit?），《探索》（Spuren），第1—2期，1983；英译，载PPC，第23页。
③FD（1961），第ⅳ—ⅴ页。
④尼采：“我们古典主义者”（We Classicists），William Arrowsmith英译，见《不合时代潮流的意见》［Unmodern Observations，德文原文为Unzeitgemasse Betrachtungen——我更喜欢《不合时宜的思考》（Untimely Meditations）这一较熟悉的译法，这也是我在本书里采用的译法］，William Arrowsmith编，（New Haven, 1990），第338，340—341页（Ｉ，§55，§64）。参见尼采：《瞧，这个人！》，Walter Kaufmann英译，（New York, 1967），第270—275页（关于《悲剧的诞生》）。本书所谈及的尼采生活的细节，均出自罗纳德·海曼（Ronald Hayman）：《尼采：批判的一生》（Nietzsche: A Critical Life）（New York, 1980）。
⑤尼采：《瞧，这个人！》，第281页（关于《不合时宜的思考》）。
⑥尼采：“教育者叔本华”，William Arrowsmith英译，见《不合时宜的思考》，第192页（§4）。1990年3月25日，达尼埃尔·德费尔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曾允许我查看福柯读过的那本书。这里引用的，就是书中不多的几段下面划有杠杠、旁边标有记号的话之一。参见该书的法文版Considérations intempestive III—IV，Genevieve Bianquis法译，（Paris, 1954），第81页。
⑦尼采：“教育者叔本华”，参见注释前文，第163页（§1）。
⑧同上注。
⑨尼采：《超善恶》（Beyond Good and Evil），Walter Kaufmann英译，（New York, 1966），第26页（§19）。尼采：《权力意志》，Walter Kaufmann和R. J. Hollingdale英译，（New York, 1967），第298页（§552）。我在这里和别处对尼采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亚历山大·尼哈玛斯(Alexander Nehamas)的《尼采：文学式的生活》(Nietzsche:Life as Literature)，(Cambridge, Mass.,1985)，尤其是第170—199页。
⑩尼采：《权力意志》，第463页（§866）。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Walter Kaufmann英译，见《尼采便览》（The Portable Nietzsche）（New York, 1954），第129页（序诗，§5）。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51页（Ⅱ，§20）。参见尼采：《快乐的科学》，walter Kaufmann译(New York, 1974)，第232—233页(§290)。
尼采：“教育者叔本华”，第165页（§1）。
参见瓦尔特·伯科特（Walter Burkert）：《希腊宗教》（Greek Religion），John Raphan英译，（Cambridge, Mass., 1985），第179—181页。
关于毕达哥拉斯派的守护神崇拜，参见狄奥奇尼斯·利尔提乌斯（Digenes Laertius）：《贤哲列传》（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R. D. Hicks英译，（Cambridge, Mass., 1925），VIII，第32页。关于赫拉克利特，参见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中的有趣的讨论，见《海德格尔主要作品选》（New York, 1977），第233—234页。关于苏格拉底，参见保罗·弗里特兰德（Paul Friedlander）：《柏拉图引论》（Plato: An Introduction），Hans Meyerhoff英译，（New York, 1958），第32—58页；以及格里高利·弗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讽刺家和道德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Ithaca, N.Y., 1991），第280—288页。
牛津英文词典介绍了“demon”一词涵义的演化。好daimon的观念并未从基督教里完全消失，而只是转变成这样一个观念，即每个人都有一个监管自己的“守护天使”。
在尼采这最后一句话的上下文里，“genius”一词是按拉丁文的旧义来使用的，指的是个人命运的力量：它实际上是古希腊daimon观念的翻版。参见Ｗilliam Arrowsmith在他的译注里对这句译自“教育者叔本华”的话的评论，第163—164页（§1）。前面的一些尼采言论引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330页（III，§13），和《快乐的科学》第228页（§283）。尼采关于“genius”和“daimonic”的看法受歌德影响很深。关于歌德的观点，参见《真实与虚构》(Wahrheit und Dichtung)，卷XX：“所有那些限定我们的东西似乎渗透在我称谓的守护神(the Daimoniacal)中，与那些古代文明相同……它像是机缘，因为它不显示结果；它类似于神(Providence)，因为它点出因果联系。”歌德对守护神的理解还含蓄地出现在他的舞台剧《浮士德》中。也可参见歌德的《与艾科曼谈话录》(conversations with Eckermann)，John Oxenford英译，1984年，第202—203页：“诸如最高级的创造性(productiveness)这些事物，”歌德在此解释道，“人们必须将其视为意外的天赐，视为他必须满怀欣悦和感激去迎接、敬畏的神之赤子。它们类似于为所欲为的守护神(daemon)……”还可参见拉尔夫·瓦尔多·爱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有关“神魔研究”(Demonology)的演讲，收于《演讲集和自传纲要》(Lectures and Biographical Sketches, Boston, 1986)，第9—32页。
“阿克吞的散文”（La prose dActeon），载《新法兰西评论》，第135期，1964年3月，第444、447页。英文版见“阿克顿散文”，克洛索夫斯基(Klossowski)的《双性魔鬼》(The Baphomet)，索菲·霍克斯(Sophie Hawkes)、斯蒂芬·萨塔雷里(Stephen Sartarelli)译(Colorado, Hygiene, 1988)，第xxi、xxiv—xxv页。尼采：《快乐的科学》，第273—274页（§341）。福柯对守护神问题怀有终身的兴趣。1961年，在《疯癫与非理性》（Folie et deraison）的一个注脚里，他甚至表示将来要研究“守护神体验”及其在现代的“衰微”（参见FD，第39页注）。他从未将研究结果公之于众（如果有的话）。但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几堂课里，福柯又提起了哲学生活中守护神的作用问题（详见本书第11章）。在这些年里，他曾敦促求学心切的学生们去读弗朗索瓦·范登布鲁克（Francois Vandenbroucke）的“守护神”（Demon）一文，载《精神性辞典》（Dictionnaire de spiritualité）（Paris, 1957）第3卷。参见《话语和真实：说真话的困惑》（Discourse and Truth: The Problematization of Parrhesia），福柯1983年秋在柏克利的讨论班记录稿，尚未发表也未经福柯审阅，约瑟夫·皮尔森（Joseph Pearson）编，（Evanston, Ill., 1985），第88页注。
尼采：《快乐的科学》，第273—274页（§341）。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64页（III，§1）。参见尼采：《超善恶》，第162页（§231）。
尼采：“教育者叔本华”，参见注释前文，第191页（§4）。
宾斯万格的言论引自宾斯万格：《在人间》（BeingintheWorld），Jacob Needleman英译并写了前言，（New York, 1963），第2、3页。关于“爱情”的重要性，参见宾斯万格：“爱伦·威斯特病例”（The Case of Ellen West），Werner M. Mendel等英译，见罗洛·梅伊（Rollo May）等编：《存在》（Existence），（New York, 1958），第268、293、312—313、313—314页。关于人物背景的情况，参见《在人间》和赫伯特·斯皮格尔伯格（Herbert Spiegelberg）的《现象学运动历史导论》（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The Hague, 1969）。
迪迪埃·艾里邦：《福柯传》（Paris, 1989），第64页；英译，第44—45页。
1990年3月25日德费尔的谈话。
宾斯万格：“爱伦·威斯特病例”，参见注释前文，第243页。下述详情均出自宾斯万格的这一病例研究。见第238—267页。
同上书，第254、258、255页。（黑体字系宾斯万格所强调）
同上书，第256页。
同上注。
参见同上书，第262、267页。
同上书，第298页。
同上注。
MM，第66页；MM*，英译，第54—55页。RE，第94页英译，第62页。
艾里邦：《福柯传》，第65页；英译，第45页。艾里邦在他的书中，以及在我和他谈话的时候，曾指出，要弄清楚福柯写那篇有关宾斯万格的文章和他的第一本书（即《精神病与个性》，也发表于1954年）时所遵循的规则，是不大容易的。艾里邦的第六感觉告诉他，论宾斯万格的文章是先完成的。即使他是对的，我想仍有大量直接和间接的语气表明，这篇文章是在写那本书的工作已经开始之后才构想和写作的。福柯自己从来不喜欢那本书。1962年，在该书要重印的时候，他曾试图做些补救工作，打算重写最后的几章，并将书名改为《精神病与心理学》。但最后他还是停止了该书在法国的印行，并试图阻止（没有成功）其英文版的出版。而对于那篇论宾斯万格的文章，他却是另眼相看的：当人们在他快去世的时候准备将它译成英文时，他没有表示反对。还有一个旁证：莫里斯·班盖在他关于福柯的回忆录里曾明确提到，福柯的兴趣焦点在1953年发生了“从条件反射向此在（dasein）分析、从巴甫洛夫（这是他的第一本书中的关键人物）向宾斯万格”的“突然转变”。（对福柯青年时代关于巴甫洛夫的兴趣感到困惑的人们应该记得，1953年也是福柯退出共产党的年头，而这并非巧合）。参见班盖：“学习时代”，第127—128页。
RE，第126—127页；英译，第74—75页。关于福柯后来对“评注”规则的看法，参见NC，第8页；英译，第16—17页。
宾斯万格：“爱伦·威斯特病例”，参见注释前文，第323页。宾斯万格：“梦与存在”（Dream and Existence），见《在人间》，第247、244页。宾斯万格强调梦的实际可理解性，弗洛伊德强调本能和压抑的作用，而最近的研究更倾向于支持前一种看法，参阿兰·豪布森（J. Allan Hobson）：《做梦的大脑》（The Dreaming Rain）（New York, 1988）。
RE，第28、40—41页；英译，第38、42—43页。
RE，第64页；英译，第51页。超现实主义是福柯工作背景中的一个恒在的因素，构成了福柯置身于其中的“épistémè”，通过莫里斯·布朗肖、乔治·巴塔耶、勒内·夏尔和安托南·阿尔托之类人物传达着影响；此外，安德烈·布勒东的作品也直接起到了这种作用。参见“这人在这两个词之间左右逢源”（Cétait un nageur entre deux mots）（谈话），见《艺术闲暇》（Artsloisirs），第54期，1966年10月5日（特别是第9页），福柯在这里欢呼布勒东发现了“体验领域”——一个后来由巴塔耶和布朗肖探讨过的领域。
RE，第56、114页；英译，第48、69页。
RE，第101页；英译，第65页。
RE，第85、69、52页；英译，第59、53、47页。
RE，第64、54、69、66、70页；英译，第51、47、53、52、54页。尼采：《拂晓》（Daybreak），R. J. Hollingdale英译，（Cambridge, England, 1982），第78页（§128）。
RE，第66页 ［“坦露的心”（Le coeur mis à nu）］；英译，第52页。
波德莱尔：“我的坦露的心”（法文：Mon coeur mis à nu），Christopher Isherwood英译，载《私人日记》(Intimate Journals)（San Francisco, 1983），第100、75、57、64页。
RE，第110—111页；英译，第68页。
RE，第70页；英译，第54页。
RE，第71—72页；英译，第54页。
RE，第114、113、73页；英译，第69、55页。
参见RE，第128页；英译，第75页：“按经验主义的规则，幸福只能表达的幸福”——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如何“表达”死亡之梦的问题。当然，福柯的文章本身就是对此问题的一个初步的回答，它论证了一条无需自杀就可以表达死亡之梦的途径。
“和米歇尔·福柯的谈话”（Conversazione con Michel Foucault），载《文学报》（La Fiera Letteraria），第39期，1967年9月26日；我译自原始的法文手抄本，第17页。关于福柯和巴拉凯，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85—90页；英译，第64—68页。
这里和下面的有关巴拉凯生活的细节，出自安德烈·奥代尔：《德彪西以来的当代音乐》（Since Debussy: A View of Contemporary Music），Noel Burch英译，（New York, 1961），第163—203页。奥代尔的书也有一些有关梅西昂和布雷的有用的章节（他本人就认识这三个人）。
琼·佩瑟（Joan Peyser）：《布雷：作曲家·乐队指挥·谜》（Boulez: Composer, Conductor, Enigma）（New York, 1976），第37、51、33页。关于福柯和布雷的友谊，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85—87页；英译，第64—65页。而我掌握的一些材料表明，福柯和布雷的关系比艾里邦所说的要亲密得多。
让·巴拉凯：“即席谈话”（Propos impromptus），载《法兰西音乐邮报》（Courrier musical de France），第26期，1969年，第78页。
罗斯—玛丽·冉让（RoseMarie Jenzen）在“没完没了的中辍”［Linachèvement sans cesse，载《间隔》（Entretemps）1987年让·巴拉凯特刊，第123页］一文中，引用了巴拉凯1953年的这段评论。兰波致保罗·德门尼（Paul Demeny）的信，见《兰波全集及书信选》（Rimbaud:Complete Works,Selected Letters），Wallace Fowlie英译，（Chicago, 1966），第307页。福柯关于巴拉凯酗酒的谈论，见西蒙·瓦德：《福柯在加利福尼亚》（打印稿，1990），第21页。
奥代尔：《德彪西以来的当代音乐》，第194—195页。
贝克特的话转引自夏尔·朱利叶：“会晤贝克特”（Meeting Beckett），载TriQuarterly第77期，1989—1990冬季号。“真实的理性代价是如何？”（Um welchen Preis sagt die Vernuft die Wahrheit?），（谈话，1983）；英译，载PPC，第18页。
在《疯癫与文明》出版之后，福柯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次答记者问。当记者问到这本书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时，福柯答道：首先是一些文学作品……［是］莫里斯·布朗肖……。”见“癫狂只存在于社会之中”，载《世界报》第5153期，1961年7月2日，第9页。也可见艾里邦：《福柯传》，第79页；英译，第58—59页。
关于布朗肖的神秘性，参见亚当·西特尼（P.Adams Sitney）为莫里斯·布朗肖《俄耳甫斯的目光》（The Gaze of Orpheus），Lydia Davis英译，（Barrytown, N.Y., 1981）一书写的跋，见该书第163—169页。
艾里邦：《福柯传》，第79页；英译，第58页。1990年3月25日德费尔的谈话。论鲁塞尔的书的英文版非常奇怪地省略了福柯在最后一章里使用的一些破折号，这些破折号是福柯以布朗肖的方式用来表明他是和自己进行“谈话”（或对话）的。（然而，在《知识考古学》结论的英文版，这一习惯却被忠实地保留了下来。）
见西特尼同上书，也可见杰弗里·梅尔曼（Jeffrey Mehlman）：“莫里斯·布朗肖”载《文学名人辞典》（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72，第77—82页。关于勒维纳斯和海德格尔，见布朗肖：“思考启示录：莫里斯·布朗肖致卡特琳娜·戴维的一封信”（Thinking the Apocalypes: A Letter from Maurice Blanchot to Catherine David），Paula Wissing英译，载《批评研究》，第15卷，第2期（1989年冬季号），第479—480页。
见杰弗里·梅尔曼：“《战斗报》里的布朗肖：关于文学与恐怖”（Blanchot at Combat: Of Literature and Terror），MLN，第95卷，第4期，1980年5月，第808—829页。
转引自梅尔曼：“布朗肖”，参见注释前文，第78页。
约翰·阿普代克（John Updike）：“不乏死亡”（No Dearth of Death），见《沿岸航行》（Hugging the Shore）（New York, 1983），第546页。
PD，第21—22页；英译，第21—22页。
布朗肖：《文学空间》（The Space of Literature），Ann Smock英译，（Lincoln, Neb., 1982），第52、267、54、243页。
同上书，第107页。
同上书，第54页。
关于布朗肖这些年的批判兴趣，参见《失足》（Faux pas）（Paris, 1943）、《失火的份额》（La part du feu）（Paris, 1949）和《未来的书》（Le livre à venir）（Paris, 1959）。福柯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布朗肖对他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向他介绍了巴塔耶，并通过巴塔耶把他引回到尼采那里。参见“Um welchen Preis sagt die Vernuft die Wahrheit?”(访谈，1983)；还可参见PPC，第24页：“我早先曾疑惑我为何［于1953年再次］阅读尼采，但我知道得很清楚。我读尼采是因为巴塔耶，读巴塔耶是因为布朗肖。”
布朗肖：《未来的书》，第65页。德费尔在1990年3月25日和我谈话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布洛克的书对福柯和巴拉凯的影响，认为这是理解他俩关系性质的一个关键。
布洛赫的话转引自奥代尔：《德彪西以来的当代音乐》，第200—201页。对TS爱略特的参考是布朗肖在他的评论中进行的，出现在一个把布洛赫的著作与尼采的永恒回归观念进行比较的脚注中，见布朗肖：《未来的书》，第170页注。
见布洛克：《维吉尔之死》（The Death of Virgil），Jean Starr Untermeyer英译，（New York, 1945），第200—203页。我关于布洛克的理解，源自汉娜·阿伦特“赫尔曼·布洛克，1886—1951”一文，载《黑暗时代的人们》（Men in Dark Times），（New York, 1968），第111—151页。
见奥代尔：《德彪西以来的当代音乐》，第200—203页。
布洛克：《维吉尔之死》，第482页。
见《巴塔耶全集》第１卷（《最初的作品》）引言，第5页。
关于巴塔耶的生平，见米歇尔·苏利亚（Michel Surya）：《乔治·巴塔耶：作品之死》（Georges Bataille, la mort à oeuvres）（Paris, 1987），及《文学杂志》（Magazine Littéraire）巴塔耶特刊（1987年6月，总第243期）。
巴塔耶：《性欲》（Erotism），Mary Dalwood英译，（New York, 1962），第168、185页（原作1957年出版于法国）。巴塔耶：《有罪》（Guilty），Brouce Boone英译，（Venice, Calif., 1988），第13页（原作1944年出版于法国，系《反神学大全》的第2卷）。
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细节，源自巴塔耶的朋友米歇尔·莱利斯（Michel Leiris），参见他在《断想集》（Brisées）Lydia Davis英译，（San Francisco, 1990）中关于巴塔耶的回忆（第238—247页）。
见巴塔耶：“萨德的使用价值”（The Use Value of D.A.F.Sade），载《极端看法——巴塔耶1927—1939年作品选》（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Allan Stoekl英译，（Minneapolis, 1985），第102页。正在撰写有关巴塔耶的朋友罗歇·卡洛瓦（Roger Callois）的学位论文的克劳丁娜·弗兰克（Claudine Frank）告诉我，她研究过的一些巴塔耶写的信件就讨论了“牺牲”的问题。苏利亚的传记也提供了有关这个奇怪插曲的更多的细节。
巴塔耶：“萨德的使用价值”，参见注释前文，第102页。也可参见“尼采年谱”（Nietzschean Chronicle）（《极端看法》第202—211页），巴塔耶在此文中试图说明为何“他的”暴力狂喜不同于而且优于法西斯主义的暴力狂喜，这在我看来简直是强词夺理。
“越界之序论”（Preface à la transgression），《批判》第195—196期，1963年８—９月，第754页。参见“和米歇尔·福柯的谈话”（Conversazione con Michel Foucault），1967，参见注释前文，福柯在这里认为，巴塔耶对于他的意义在于通过“色情体验”实验“性欲主体”的消解（我译自原始法文手抄本，第19页）。
“越界之序论”（1963），参见注释前文，第574、751页； MM，第54页。关于性欲（eroticism）和“消极体验”，参见巴塔耶：《性欲》，第23页。
巴塔耶：《内心体验》（Inner Experience），L.A.Boldt英译，（Albany, N.Y., 1988），第43、51、54页（关于“受刑的快乐”）。原书1943年出版于法国，系《反神学大全》第１卷。“越界之序论”（1963）引用了那段有关“受刑的快乐”的文字（见上述注释，第762页）。关于福柯把“越界”既看作理论也看作实践的态度，参见CF（1978年的谈话），第15—16页；英译，第46页。下面将谈到，福柯这些年对施虐—受虐淫性活动的迷恋，已经在损害他和巴拉凯的关系。
巴塔耶：《内心体验》，第53页。巴塔耶：《性欲》，第11、23、24页。
“越界之序论”（1963），参见注释前文，第755—756、752页；另见LCP，第34—35、30页(黑体字是我加的)。“阿克的散文”（1964），参见注释前文，第457页。关于“纯粹的先在”的那段话，系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存在”下的界说。
巴塔耶：《性欲》，第11页。这里关于施虐—受虐淫性活动的简略解释，参考的是罗伯特·施托勒（Robert J. Stoller）的《性变态：色情形式的仇恨》（Perversion:The Erotic Form of Hatred）（New York, 1975），以及盖伊尔·鲁宾（Gayle Rubin）、乔弗里·梅因斯（Geoffrey Mains）和列奥·柏萨尼（Leo Bersani）等人的著作。有关讨论详见第8章。
“越界之序论”（1963），参见注释前文，第755页；英译见LCP，第34页。
巴塔耶：《眼睛的故事》（Story of the Eye），Joachim Neugroschel英译，（San Francisco, 1987），第33页。
关于这部音乐作品的背景情况，参见奥代尔：《德彪西以来的当代音乐》，第165—170页。关于福柯为巴拉凯编排这些诗作的情况，参见瓦德：《福柯在加利福尼亚》，第21页。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88页；英译，第66页。
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Paris, 1962），第199页。此诗见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364—367页（IV，§5）。
尼采：“阿利亚娜的抱怨”（Ariadnes Complaint），载《狄俄尼索斯颂歌》（Dithyambs of Dionysus），R.J.Hollingdale英译，（Redding Ridge, Conn., 1984），第53页。
同上书，第59页。
奥代尔：《德彪西以来》，第191、172页。参见尼采：“阿利亚娜的悲叹”，参见注释前文，第55页；此处我自己的翻译根据的是福柯对亨利·艾伯特的法文译本的编排，而不是赫林达勒(Hollingdale)的英译。
PD，第28页。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及其他》（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and Other Essays），J. Mayne英译，（London, 1964），第28、27页。
尼采：《快乐的科学》，第232页（§290）。尼采：《权力意志》，第444页（§842）。
转引自艾里邦：《福柯传》，第89页；英译，第68页。1990年3月29日艾里邦和我谈话的时候，曾解释说这段话清楚地反映了巴拉凯对福柯迷恋施虐—受虐淫性活动的反感。他还解释了他不在书中把这一点挑明的原因：一方面（正如他在书的序言里所说的），他不想写一本“轰动一时的书”，这部分地是出于对福柯家人的尊重；另一方面，他必须当心法国的反诽谤法——此法特别严厉，据此死者所属的整个阶层都可以为死者的名誉打官司。艾里邦担心披露福柯和巴拉凯之间的恋情会引起法律纠纷，幸而这种担心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不过，有关资料还难以充分掌握：艾里邦自己只获准看几个小时福柯致巴拉凯的信函。鉴于有这些困难，关于福柯同巴拉凯关系的介绍，实在是艾里邦最优秀的研究成果之一。
见瓦德：《福柯在加利福尼亚》，第21页。瓦德在这里说，福柯曾谈到巴拉凯酗酒并死于同酒精有关的原因。这件事对他是一个严惩的教训，后来他就很少喝酒。艾里邦的书说福柯在瑞典时仍在喝酒，可是德费尔在1990年3月25日和我谈话时告诉我，福柯就是为戒酒才去瑞典的。
班盖：“学习时代”，参见注释前文，第124页。福柯向埃德蒙·怀特忆述过他在瑞典的独身生活（1990年3月12日的谈话）。也可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100页；英译，第77—78页。
“‘性史’第２卷序”（1983，该序言最后被砍去了）；见TFR，第334页。
同上。
“什么是启蒙？”（1983），载TFR，第46—47页。
“科学研究与心理学”，载让—埃杜瓦尔·莫雷尔（JeanEdouard Morere）编：《法国学者自问录》（Des chercheurs franais sinterrogent）（Paris, 1957），第194页。
同上，第194页。
同上，第198页。CF（1978年的谈话），第15—16页；英译，第46页。
“科学研究与心理学”（1957），参见注释前文，第199页。“Lhomme de sac et de corde”是法国古代成语，源自17世纪起，指的是一种惩罚的做法（将犯人装在口袋里溺毙），后来泛指盗贼、刽子手或一切声名狼藉的人。
“越界的序论”（1963），参见注释前文，第760页；英译，见LCP，第44页。
“科学研究与心理学”（1957），参见注释前文，第201页。
尼采：《快乐的科学》，第269页（§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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