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关于萨特的葬礼，参见安妮·科恩—索拉（Annie CohenSola）：《萨特传》（Sartre: A Life），Anna Cancogni译自法文，（New York, 1987），第523—524页；罗纳德·海曼（Ronald Hayman）：《萨特传》（Sartre: A Biography）（New York, 1987），第473—475页。
②迪迪埃·艾里邦：《福柯传》（Michel Foucault）（Paris, 1989），第297页；Betsy Wing英译，（Cambridge, Mass., 1991），第278—279页。也可参见罗伯特·马吉奥利（Robert Maggiori）：“萨特和福柯”（Sartre et Foucault），《解放报》1984年6月30日—7月1日，第23—24页。
③卡塔莉娜·冯·毕劳（Katharina von Bülow）：“反驳是一种职责”（Contredire est un devoir），载《争鸣》（Le débat），1986年9—10月，第177页。艾里邦：《福柯传》，第297页；英译，第280页。
④“性与孤独”（Sexuality and Solitude），载《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1981年5月21日—6月3日，第3页。
⑤奥托·弗利德里希（Otto Friderich）：“法国的权力哲学家”（Frances Philosopher of Power，谈话，1981），《时代周刊》1981年11月16日，第148页。参见“一次谈话”（1982），载PPC，第7页。在西蒙·瓦德《福柯在加利福尼亚》（Foucault in California，打印稿，1990）中，福柯提到了他对犹太人命运的关注（第72页）。
⑥达尼埃尔·德费尔1991年1月8日给作者的信：德费尔补充说，福柯堂兄的父亲曾在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军队中作战，这个家族在政治情感上全是戴高乐派。关于福柯童年的详细情况，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19—31页；英译，第3—14页。
⑦这些话都可以在瓦德的《福柯在加利福尼亚》中找到（第40页）。从我做的许多访谈的情况来看，福柯在谈及他的童年时似乎总要说起这些话。
⑧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31页；英译，第14页。
⑨阿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评迪迪埃·艾里邦《福柯传》，载《法国政治与社会》（French Politics and Society）第8卷第1期（1990年冬季号），第79页。
⑩关于萨特一代人的“诸说混合式人道主义”，参见雅克·德里达：“人的结局”（The Ends of Man），载《哲学的边缘》（Margins of Philosophy），Alan Bass英译，（Chicago, 1982），第114—117页。关于黑格尔的影响，参见樊尚·德孔布（Vincent Descombes）：《现代法国哲学》（Modern French Philosophy），L. ScottFox等英译，（Cambridge, England, 1980），第9—48页。另参见托马斯·帕维尔（Thomas Pavel）：《语言的争执：结构主义思想史》（The Feud of Language: A History of Structuralist Thought）（New York, 1989），第3页。
米歇尔·图尼埃：《风神：我的自传》（The Wind Spirit: An Autobiography），阿瑟·戈德哈默英译，（Boston, 1988），第131页。
让·伊波利特：《马克思黑格尔研究》（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英文版序，John ONeill英译，第ⅶ、ⅹ页。
“让·伊波利特（1907—1968）”，载《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第74卷，第2期（1969年4—6月），第133页。
MC，第273页；英译，第261页。RE，第126—127页；英译，第74—75页。MM，第110页。
托尼·朱特（Tony Judt），“精英教育”（Elite Formations），《时代周刊文艺副刊》，1980年8月18—24日，第889页。关于法国教育制度的一般情况，参看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著作，尤其是《国家精英》(La noblesse détat，巴黎，1989)。和《学术人》(Homo Academicus，Peter Collier英译，Stanford, Cal., 1988)。关于战后的哲学课程，参见德斯孔勃(Descombes)：《现代法国哲学》，第5—6页。
关于萨特演讲及其背景的材料，参见科恩—索拉尔(CohenSolal)：《萨特传》，第249—252页。关于萨特对海德格尔的喜好在法共方面引起的不安，同上书，第221页。图尼埃的《风神》(The Wind Spirit，第132页)中生动的描述让我获益匪浅。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载瓦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主编：《存在主义：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到萨特》（Existentialism from Dosteovsky to Sartre）（New York, 1975），第360、361、352、353页。
科恩—索拉：《萨特传》，第251—252页。
图尼埃：《风神》，第131、132页。
同上书，第133页。
“福柯回应萨特”，载《文学半月刊》（La Quinzaine Littéraire），46（1986年3月15—31日），第21页。
参见RE，第107—111页；英译本第67—68页：对萨特的这一早期批评意味深长，因为其时正是福柯对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分支汲汲以求之时——例如，海德格尔、宾斯万格、雅斯贝尔斯、伊波利特和(间接的)梅洛—庞蒂的著作。也可参见埃里蓬：《福柯传》，第130、141页；英译，第105、106页。1990年3月30日，在我对雷蒙·贝鲁(Raymond Bellour)的访谈中，他回想起《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的清样中明确参考了萨特的《批评》(Critique)。
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42—44页、第25—27页。丹尼尔·容多(Daniel Rondeau)和这些人都提到过戈雅的蚀刻版画：薇罗尼克·布罗卡(Véronique Brocard)，安妮特·利维·威拉德(Annette Levy Willard)，多米尼克·诺拉(Dominique Nora)以及吕克·罗森茨威格(Luc Rosenzweig)。见“Le Canard et renard ou la vie dun philophe”，《解放报》1984年6月30日—7月1日。关于这个年代的福柯的最生动的叙述，还是莫里斯·班盖(Maurice Pinguet)的文章“学习时代”(Les Années dapprentissage)，载《争鸣》(Le débat)，41期(1986年9—11月)，第122—131页。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Colin Smith英译，(London, 1962)，第309页注。
“道德的回归”（Le retour de la morale，谈话），载《新闻周报》，期2937（1984年6月28日—7月5日），第39页 et in PPC,第250页.
汉娜·阿伦特：“80岁时的海德格尔”，载迈克尔·默里（Michael Murray）主编：《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New Heaven, 1978），第295页。
让—保罗·萨特：《战争日记》（The War Diaries），Quintin Hoare英译，（New York,1984），第185—186页。
马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曼海姆（Ralph Manheim）英译，（Garden City, N.Y., 1961），第166页。关于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关系，人们已做了大量研究，英文文献主要可参看《批判研究》（Critical Inquiry）的一期特刊（第15卷第2期，1989年冬季号），其中载有戴维森（Arnold I. Davidson）、哈贝马斯、德里达等等学者的文章。
萨特：《战争日记》，第186—187页。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Frank A. Capuzzi等英译，见《海德格尔主要作品选》（Mar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s）（New York, 1977），第208页。
同上书，第209、216页；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John Macquarrie和Edward Robinson英译，（New York, 1962），第62页。
参见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上述英译文本，第212页（关于存有的神秘性）、第216—217页（关于先在）。可参考海德格尔：《原因的实质》（The Essence of Reasons），Terrence Malick英译，（Evanston, Ill., 1969），第127页：“自由是诸因之因。”（Freedom is the reason for reasons.）参考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on Metaphysics），Ralph Manheim英译，（New York, 1961），第128页。从他1929年关于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见第5章）来看，海德格尔曾获益于康德是很显见的。相反，关于海德格尔对尼采的承继却有争议，因为这方面的文献根据比较难找。但我同意戴维·法雷尔·克雷尔（David Farrell Krell）的看法，即“《存在与时间》的每一页”都既表露着又隐匿着尼采的影响。海德格尔的这部巨著避开了关于意志或意愿的任何公开的讨论，但过了几年后，海德格尔在概述尼采的权力意志观点的时候，通过把权力意志描绘成“人们对于自己的决意”，终于将它同《存在与时间》的一个主题联系了起来（参见海德格尔：《尼采传》，David Farrell Krell英译，卷1，第40、48页注247）。当然，海德格尔的确在他关于尼采的那些著名的讲演（主要发表于1936至1946年间）里有力地批判过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但是这种与海德格尔自己思想的“转折”（我将在下面讨论这一点）相联系的批判，在我看来，既是对海德格尔和尼采之间深刻的（往往是默默无语的）对话的一种深化，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掩盖起来的自我批评。［我这里的解释参考了汉娜·阿伦特的看法，并参莱因纳·舒尔曼（Reiner Schurmann）：《海德格尔论存在与行动：从原则到无政府状态》（Heidegger on Being and Acting: From Principles to Anarchy）（Bloomington, Ind., 1982），主要见第245—250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7页（关于Dasein的定义）、第340页（关于采取行动）、第437页（关于选择一个英雄）。在法国，第一个使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之间的综合时兴起来的是亚历山大·柯耶夫（Alexandre Kojéve）。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认为在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之间有可比性的，绝非只有柯耶夫、伊波利特和梅洛—庞蒂等人：整整一代激进的思想家，从赫伯特·马尔库塞到吕西安·戈德曼，都感到可以把海德格尔和马克思调和起来，这部分地是由《存在与时间》中的某些关键性表述的纯粹抽象性造成的。
阿伦特：《意愿》（Willing）（New York, 1978），第173页。
德里达：“人的结局”，参见注释前文，第130页。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参见注释前文，第210页。
上书，第240、199、213、222、223、238、241、237页。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狂想》版画(Caprichos Plate)第43页，“理性的沉睡导致恶魔横行”(El sueo de la razon produce monstruos)。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参见注释前文，第232页(关于悲剧)和第219页(关于荷尔德林)、第223、240、242、236页。我把海德格尔在第219页提到的荷尔德林和德国年轻一代与死亡的对抗看成是他对战争曲折隐晦的表达；还可以把第232页他对索福克勒斯看似一带而过、实则意义重大的讨论与《形而上学导论》(第122—138页)中他对安提戈涅(Antigone)深思熟虑的论述进行对比：海德格尔的《导论》中这些异乎寻常的篇章构成悲剧性“暴力”的一个象征，同时也是为它所作的道歉。单单这个悲剧性暴力就可以确保类似古希腊(现代德国?)那样的文化成就“真正的历史辉煌所需要的根本条件”。
MC，第336、337、339页；英译，第325、326、328页。
“道德的回归”（谈话，1994），参见注释前文，第39页；英译见PPC，第250页。
“真实的理性代价如何？”（Um welchen Preis sagt die Vernuft die Wahrhiet?），《探索》（Spuren）1—2（1983）；英译，载PPC，第21页。
“性与孤独”（Sexuality and Solitude）（1981），参见注释前文，第3页。在40年代末期，梅洛—庞蒂同情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倾向比萨特强烈得多，可参看他1947年写的一本称颂莫斯科审判案的书《人道主义与恐怖》（Humanism and Terror）。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也对萨特的自由概念提出了含蓄然而尖锐的批评：参见该书论“自由”的最后一章。关于梅洛—庞蒂认为“先在”是“可操作的意向性”（Operative intentionality）的独特见解，参见《知觉现象学》，第17—18页。
“一次谈话”(1982)，载PPC，第21页。梅洛—庞蒂在1947年至1950年间开出的课程(在高师和其他一些地方)里开始讲述索绪尔，参见詹姆斯·施密特(James Schmidt)：《莫里斯·梅洛—庞蒂：在现象学与结构主义之间》(Maurice MerleanPonty: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Structuralism)(London,1985)，第105页。比较福柯为乔治·康吉兰(Georges Canguilhem)的英文版《正常与病变》(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所写的导言，卡罗林·R弗希特(Carolyn RFawcett)与罗伯特·S科恩(Robert SCohen)译(New York, 1989)，第23—24页：“现象学可以把身体、性经验、死亡、感性世界真正引入分析领域。”尽管如此，即便对梅洛—庞蒂来说(在福柯的评论中他显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哲学家)，“我思(the cogito)仍然是核心”(这点——如果作为一个术语学问题就好了——是确实无疑的，至少在知觉现象学中如此)：“无论是科学理性还是生命科学的特异性，都无法与它们的基础角色妥协。”
对比一下德里达关于他自己思想探险历程（他曾更倾向于接受胡塞尔和现象学）的回忆，是值得的。参德里达：“一个抑音节的时间：标点符号”（The time of a thesis: punctuations），载阿兰·蒙特费奥尔（Alan Montefiore）编：《今日法国哲学》（Philosophy in France Today）（Cambridge, 1983），主要可参阅第38—39页。
萨特：《反犹分子》（AntiSemite and Jew），G. J. Becker英译，（New York, 1948），第90页。
萨特：《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H. E. Barnes英译，（New York, 1956），第259页。
同上书，第260页。
同上书，第260—261页。
艾里邦：《福柯传》，第43页；英译，第26页。
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79页，并参见第405页有关施虐淫的一段文字。
SP，第202页；英译，第200页。“论道德谱系学：关于正在进行的工作的概述”（On the Genealogy of Ethics: Overview of Work in Progress）（谈话，1983），载TFR，第351页；FD，第519页；英译，第265页。那种钥匙孔意象曾附带地（而且不知何故）出现在福柯早期发表的一段批评萨特的文字里：参见RE，第109页；英译，第68页。虽然我不同意马丁·杰伊(Martin Jay)的结论，马丁·杰伊(Martin Jay)发表了一篇有关福柯的“凝视”(the gaze)的有趣文章：“在凝视的王国中：福柯与20世纪法国思想中的视觉诋毁”(In the Empire of the Gaze: Foucault and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载FCR，第175—204页。1983年福柯在谈论“确实性”的时候，不仅抨击了萨特的确实性观念，而且也抨击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观点。由于海德格尔关于“确实性”的论述特别强调良心的召唤和内疚的向心性，福柯的反感是不难理解的。不过，福柯在谈话中始终没有讨论羞耻或内疚，而只是以试图迫使我们为某种“真实的自我”所约束（这一点，海德格尔的确未曾做过，但萨特却肯定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方式，对海德格尔和萨特提出批评。十分奇怪的是，原谈话录音（现存巴黎米歇尔·福柯中心）在公开发表时，其中有关海德格尔的内容被删去了。
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43—44、45页；英译，第26—27、37页。路易·阿尔都塞当时是教师，而让·拉普朗什（他后来成了一名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则是阿尔都塞派去防止福柯自杀的人。
“一个面临无限要求的有限制度”（Un système fini face à une demande unfinie）（谈话，1983），载《岌岌可危的社会安全》（Sécurité social: lenjeu）（Paris, 1983），第63页。“如此质朴的快感”（Un plaisir si simple），载《盖皮耶》，第一期，1979年4月，第1、10页；英译载《法格莱格》（Fag Rag），第29期，第3页。
艾里邦：《福柯传》，第44页；英译，第26页。
“如此质朴的快感”，参注释前文，第1页；英译见第3页。
“绝不妥协”（Non aux compromis），载《盖皮耶》，第43期，1982年10月，第9页。另可参见瓦德：《福柯在加利福尼亚》，第65页。
1990年3月25日德费尔的谈话；另可参见班盖“学习时代”一文。毕竟，如德费尔所言，高师的一些教师和管理人员本身就是同性恋者。
1990年3月12日埃德蒙·怀特的谈话。
1990年3月25日德费尔的谈话。
参见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1945年后乌尔姆街的高师人：共产主义的一代”（Les Normaliens de la rue dUlm après 1945：une génération communiste），载《世界现代史杂志》（Revue dhistoire du monde moderne），第32期，1986年10—12月，第574页。
“为了一种不舒服的道义”（Pour une morale de linconfort），载《新观察家》，第754期，1979年4月23日，第83页。CF（谈话，1978），第20页；英译，第52页。艾里邦对福柯在法共的情况作了极好的阐述，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70—78页。
CF（谈话，1978），第19页；英译，第51页。福柯在这里说，他是在1950年加入法共的。艾里邦也接受了此说。达尼埃尔·德费尔在1991年11月4日的一次谈话中解释说，福柯卷入法共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他个人对法国印支战争（1946—1954）的反对态度。
CF（谈话，1978），第22页；英译，第52页。弗利德里希：“法国的权力哲学家”（谈话，1981），参见注释前文，第148页。
CF（谈话，1978），第22页；英译，第53页。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76—77页。在我们1991年11月4日的会谈里，德费尔强调了福柯对反犹主义的憎恶的重要意义。关于“医生阴谋”和1952—1953年间苏联的反犹运动，参见麦德维杰夫（Roy A. Medvedev）：《让历史来审判》(Let History Judge)，Colleen Taylor英译，（New York, 1971），第494—497页。
德费尔在1991年11月4日的谈话中，回忆了福柯在拒绝陪他一起去中国旅行这件事。
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78页；英译，第58页。
福柯1978年为康吉兰《正常与病态》一书的英文版写的“导论”，参见注释前文，第8页。
同上书，第9页。
关于福柯对卡西尔和新康德主义的一般看法，参见“一段无声无息的历史”（Une histoire restée muette），载《文学半月刊》，第8期，1966年7月1日。福柯在此文中高度评价了卡西尔《启蒙哲学》（The Philosophy of Enlightenment）的法文版。关于福柯对卡瓦耶的看法，参见他1978年为康吉兰写的“导论”，参见注释前文，第8—9页，第14—15页；以及“一次关于政治和伦理的会谈”（Politics and Ethics: An Interview）（1983），载TER，第374页。
康吉兰：《正常与病态》（Paris, 1966），第139页。福柯在他的“导论”（1978）中明示人们，要注意康吉兰的活力论（vitalism）——参见注释前文，第18—19页。
同上书，第13页。
CF（谈话，1978），第1期，第35页；参见英译，第67—68页。
RE，第126页；英译，第70页。参见“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尔和他的阴影：捕捉他自己的文化”（Gaston Bachelard: le philosophe et son ombre: Piéger sa proper culture），载《费加罗报》，第1376期，1972年9月30日，第16页。也可参见FD，第21—23页；英译，第10—11页。
加斯东·巴什拉尔：《梦想的诗学》（La poétique de la rêverie）（Paris, 1960），第45页。巴什拉尔，《论土地与静息》(La Terre et les rêveries du repos, Paris, 1948)，第51页。巴什拉尔：《水与梦》（LEau et les rêves）（Paris, 1942），第24页。巴什拉尔：《歌与梦》（LAir et les songes），（Paris, 1943），第12、13、10页。
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Chicago, 1962），第5—6页［亚历山大·科伊尔（Alexandre Koyre）对库恩特别重要，他也为福柯所敬重］。关于福柯对库恩和“正常科学”的看法，参见他1978年为康吉兰写的“导论”，参注释前文，第16页。
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70页；英译，第50页。
“一次谈话”（1982），载PPC，第6页。“真理·权力·自我：和福柯的一次谈话”（Truth, Power, Self: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1982），载路德·马丁（Luther H. Martin）等编：《自我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Amherst, 1988），第11页。弗利德里希：“法国的权力哲学家”（谈话，1981），参见注释前文，第147页。另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67—69页；英译，第48—49页。
参见班盖：“学习时代”，参见注释前文，第126页。
MC，第337页；英译，第326页。MM，第54页。参见MM*，英译，第83页。
班盖：“学习时代”，参见注释前文，第126页。
1990年3月25日德费尔的谈话。参见瓦德：《福柯在加利福尼亚》，第40页。
艾里邦：《福柯传》，第21页。
参见 MM，第110、104页。这部著作清楚地反映了福柯对某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信仰，因为他在这里特意指出：精神病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物，处在这些社会矛盾中人们被历史地异化了。”同时，该书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显著特点之一是经常不断地强调冲突和矛盾。而且有好几个段落不大符合结论的乐观精神。尤其是第87页的这段话：“弗洛伊德在研究由战争引起的各种精神病症的时候，发现了一种和生命本能并驾齐驱的死亡本能，这并非偶然，它表达了19世纪陈旧的资产阶级乐观主义。……资本主义在这个时期正以某种它自己很清楚的方式经历着它自己的各种矛盾：它必须抛弃团结一致的旧主题，并承认人类能够而且应该把自己理解为一种消极体验，它曾以仇恨和侵犯的形式生活。”当福柯在十年后修订这本书的时候，他删去了一切有关结束异化的段落，而关于弗洛伊德死亡本能观点的这段文字却原封未动地保留了下来。实际上，福柯修正并强化了他关于“消极体验”的观点，这说明他的思想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早在1954年即已存在。在1962年的版本里，福柯指出：弗洛伊德已经表明，应该“抛弃陈旧的团结一致之梦”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不只是那些碰巧生活在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的人。当然，那个梦，只是黑格尔、马克思、伊波利特和40年代末期梅洛—庞蒂的梦，而决不是海德格尔的梦。事实上，通过清除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同时也通过加上他自己的某些成熟的论述），福柯使本来就一直存在的一种海德格尔主义观点变得更加凸显。癫狂作业种“消极体验”而可能具有的价值（即人有可能在其中探索一种“被粉碎了的思考”），由此得到了强调。参见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LDreyfus）在198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的平装本MM*前言中的评述（第xxxiii页）：“在第二版里，他用一种历史化了的海德格尔早期的一个观点——被掩蔽的真理即怪异（也就是说，不存在有关人的本质的客观真理），取代了作为被掩蔽的真理的阶级斗争。”关于该书两个版本之间的判别的详尽论述，参见德雷福斯的前言和皮埃尔·马什雷（Pierre Macherey）的文章“癫狂史的资料问题：更正及其范围”（Aux sources de lhistoire de la folie: une rectification et ses limites），载《批判》第471—472期，1986年8—9月，第753—754页。关于青年福柯和某种人道主义哲学人类学的关联的更详尽的研究，参见杰罗德·西格尔（Jerrold Seigel）：“避开主体：一条福柯主义的行动路线”（Avoiding the Subject: A Foucaultian Itinerary），载《思想史日记》（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90），第273—299页。这个脚注可能足以说明（有心的读者很可能已经看到），有关福柯早期心路历程的可资利用的证据不多，而且作各种各样的解释。本章（以及下一章）所述主要是推理性的，其依据是福柯的影响、当时认识他的人们的记忆以及福柯自己后来的回忆（它们可能确切，也可能不确切）。
参见科恩—索拉：《萨特传》，第90—91页。
“和米歇尔·福柯的一次谈话”（1983），载RR；英译，第174页。
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New York, 1954），第7a页。关于此剧的演出和在巴黎的首次上演，参见卢比·科恩（Ruby Cohen）：《从欲望到戈多：战后巴黎的小剧场》（From Desire to Godot: Pocket Theater of Postwar Paris）（Berkeley, 1987），第131—180页。
贝克特：《等待戈多》，第12a页。
同上书，第15b页。
同上书，第28b页。
参见阿兰·罗伯—格里耶：“塞缪尔·贝克特”，载《为了新小说》（For a New Novel），Richard Howard英译，（New York, 1965），第111页；这篇评论首次发表在《批判》杂志上（1953年2月）。关于观众席上的庄严气氛，我是从罗格·沙图克（Roger Shattuck）那里了解到的，他回忆说在1953年看《等待戈多》的首演时，他是剧场里惟一的一个嘲笑演出的人。
罗伯—格里耶：“塞缪尔·贝克特”，参见注释前文，第115页。
“一次谈话”（1983），载RR；英译，第174页。
夏尔·朱利安（Charles Juliet）：“会晤贝克特”（Meeting Becket），载TriQuarterly，第77期，1989—1990年冬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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