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传说着让—保罗·萨特在一杯啤酒中发现了他的守护神(daimon)的故事。这一奇迹发生于1933年的某一天。那天雷蒙·阿隆刚刚从德国归来，他宏论滔滔地告诉老同学：这只杯子，这张桌子——所有这类简单的东西，在胡塞尔那样的现象学家看来都是哲学的原料。
福柯自己早期的大彻大悟，就远不是这么突然。如他后来所回忆的，他的大彻大悟，始自1953年初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当时他正坐在一家熄了灯的剧院里看戏。
大幕升起，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光秃秃的一片，只有一株没有树叶的枯树。舞台上出现了两个流浪者。“无事可做。”一个说。“我都有点想同意那个看法了。”另一个道。
两个看不出他们的年纪或职业的流浪者闲聊着。
“咱们去上吊怎么样？”一个说。
“唔，那样咱们的下身会勃起的。”另一个答道。
“勃起！……那咱们赶紧上吊得了。”
但这种交谈，像通常一样，毫无结果。
台后一枝皮鞭噼啪抽响。一人上，牵着一个脖子上套着绳索的奴隶。“本人，”奴隶主趾高气扬地说，“波佐是也。”
一场戏中戏就此展开。奴隶要表演节目。波佐猛地扯了扯绳子：“给我思想，猪猡！”于是，那个本来一直缄默无语的奴隶突然摇摇晃晃地大声念起一段独白：“已知如庞切尔和瓦特曼的有名的著作中所表明的存在着一个时间之外无延伸的呱呱呱呱白胡子的呱呱呱呱个人的上帝他从神圣的apathia神圣的athambia神圣的失语症的高处深深地爱着我们只是有些例外原因不明但时间将告知……”
这突如其来的一通话，无疑是将近三个小时的演出中最激动人心的一瞬。其余的时间里都是无休无止的等待——等待着一个名叫戈多（Godot）的人出现。
塞缪尔·贝克特的这出戏的演出，是当时巴黎知识界的一件大事。它产生的震动，同8年前萨特关于存在主义的讲演几无二致。夜复一夜，观众们庄严地坐着，仿佛在观看海德格尔哲学的戏剧解说——年轻的小说家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就是这样称这出戏的。在这场带有悲剧气氛的闹剧里，流浪的主人公们无所事事，也没什么话可说。他们那没滋没味的饶舌，听起来直让人打瞌睡。而打断这种谈话的，也只是那位奴隶拙劣地模仿着经院哲学而说出的一些疯话。这出类似一种哲学寓言的戏剧，因其令人着迷地暗示着深奥而重要的、正等待着破解的神秘事物，吸引了巴黎的观众。
罗伯—格里耶在他的一篇很有影响的评论中宣称：很明显，戈多就是上帝——“说到底，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看呢？戈多（同样，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看呢？）就是对于某种更好的社会秩序的世俗的理想。我们难道不期待更好的生活，更好的食物，更好的衣服和不再挨打的可能性吗？而且，这恰恰不是戈多的波佐，他难道不就是那种让思想处于受奴役状态的人吗？否则戈多就是死亡；如果它不自己来的话，明天咱们就要去上吊。戈多就是沉默；我们在等待它的时候必须说话，以便最终有权保持安静。戈多就是那种贝克特透过他的整个作品来追寻的不可触及的自我，在追寻的过程中他始终不渝地抱着这样一种希冀：‘这次它也许就是我了，谢天谢地。’”
临终前不久，福柯对他在这些年里的思想“奥德赛”作了个总结。“我属于这一代人，他们作为学生，眼前曾有过一道由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构成的地平线，这道地平线限制了他们的眼界，”他说。“就我而言，是贝克特《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的首次演出使我实现了突破——那真是一场特别激动人心的演出。”
然而这出戏充斥着轻浮的言行、愚蠢的念头和流产的玄学。就这么一出戏，竟指示了在当时看来最好的逃避萨特“恐怖主义”的方法，这绝非偶然。戈多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那里，自由和责任的观念被引人注目地掏去了任何缠绵的道德含义。“道德价值观是无法得到的，”贝克特后来曾如是宣称。“甚至谈论真实都不可能，这是苦恼的一部分原因。尽管看上去很荒唐，但借由形式，透过赋予无形事物以形式，艺术家很可能会找到一条合适的出路。”
在1953年初那寒冷的日子里，福柯还不得不去设计他自己的“合适出路”。但这种出路很快就会找到，或许这一次，谢天谢地，他要发现的真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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