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亮：“那个车子一溜烟就没影了，路上那么多障碍，也不知那家伙是怎么过去的。”
车子跑远了，大家三三两两回宿舍。开车那伙计速度是快，我们这边人还没进门，电话过来了，是公司打来的，就是一句话：请大家相互转告，都到某地集合。
关于因印度罢工，“中航”请员工到某地“集结”一事，采访中，有的老人说，“集结”地点是在马路边，因为他记得地面是条石渣路，有的老人说是在公园里，因为他进了公园，也有的老人说是在加尔各答跑马场……时间过去久远，老人们记忆衰退，于是众说纷纭。很是费了一番工夫求证，最后在黄元亮老人那里得到确认——“集结”的地点，是在加尔各答公园里的一条能“跑马”的马路附近。
黄元亮：“公司的电话通知只说到公园，也没说干什么。加尔各答那个公园里有几条油渣路，好像是可以平时用来赛马的，和它相邻是一条宽长都适中、更好一点儿的马路，据说是当局专为‘备战’修建的。等大家聚在那里后，正面面相觑——都不知到这里干什么。正琢磨着，就听天上传来一阵低沉的声，都是干这行的，不用看就知道是C-47，这里也不是航线，它来这里干什么？正想着，抬头一看，一架机身上涂着一个大大‘中’字的C-47就在头顶，那是公司的飞机啊！”
老人说，当C-47出现在大家眼前后，大家先是本能地吃惊，当看到它把航向对准跑马场的赛道后，就非常紧张了——谁都知道，“跑马”的路肯定不能起降飞机，那“备战”路就算是能让飞机落下，也是为战斗机设计的，也就百十米长，而运输机起飞滑跑、降落都需要比这更长的跑道。要在这里起降，难度相当大，要求驾驶技术相当高才行。
老人说，当时还挺担心的，现场的气氛有些复杂，此时如果出现的是一架直升机，也许还好些。
都是天天和飞机打交道，对飞行真是太熟悉不过了，正想着，C-47飘飘悠悠顺着那条“备战”路还真下来了，舱门洞开后，也就不管那么多了，大家伙一拥而上。
老人们都说，天天都和飞机打交道，维修后试飞时上天兜一圈也是常事，但像这次，在一个城市中，用现在的话就是搭着“飞的”上班，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这下可算长见识了。
汽车不能通行的路，C-47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走完了。
再问老人：是谁驾驶的飞机？
梁鹤英：“记不太清，但应该是夏普，因为公司的飞行员都在汀江——昆明的驼峰航线上飞行，他是公司机航组主任。在加尔各答，也只有他有这个本事让C-47降在那样的地方。那次他把一架快散架的飞机从南雄飞到加尔各答，弄得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一个个性张扬的人，碰上这个机会，他应该是不会放过的。”
是夏普。
罢工（二）：大敌当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罢工”
记得在一次采访中，隐约地听到一位老人说过“中航”也曾有一次罢工，邦德日记也很含糊地提到此事，于是在我印象中，一直都认为这是继印度人罢工后不久中航自己的一次罢工，也在加尔各答。直到写下这个题目后，晚间和梁鹤英老人在电话中闲谈时，老人听说我写“中航”在印度的罢工，在话筒那一边，明显感觉到老人急了：“没有、没有，我们在印度肯定没有罢工。大敌当前，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哪还有心思去罢工啊，再说，罢工不外乎是增加薪水、减少工作量、提高待遇什么的，我们拼命干还怕每天干得少呢，罢什么工啊！”
再问老人，在加尔各答肯定没有罢工？
老人回答：“起码，我在印度三年，没经历过。”
陆元斌：“飞‘驼峰’的三年多时间，大家都异常紧张，不仅飞行员如此，地面的机务、商务人员更是忙碌。无论是潮湿酷热、还是大雨滂沱，排除故障、维修飞机，迅速装卸货物、编制舱单，都是在最快时间内完成，所有的人目的只有一个——使飞机尽快起飞。大家忘我地劳动，效率极高，在‘驼峰’飞行期间，由于机务或商务原因而耽误飞行的事，就我所知，还没听说过。”
想想也是，老人说得对。中国人在外辱面前，从来都是空前团结，一致对外，说老人在加尔各答罢工的确是没有道理。
但还是有疑虑，连续问了几个老人后，老人们说，真正的“罢工”有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是“中航”公司从加尔各答回迁到上海龙华机场以后，起因……老人们说也是由于很小很小的一件事，后引发众怒，此时，抗战已结束，没有“大敌”了，于是发生了罢工。
老人的话只是讲述了表层，因为我相信，任何一件重大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的实质，如果单是一桶润滑油就造成整个“中航”公司的动荡，肯定有深层次的“罢工”
因素在其内，诸如中美双方待遇不平等，中方副驾驶升迁慢……
没错，之所以后来导致全体罢工，矛盾全在中美双方的待遇不平等上。
可王承黻和“中航”顾问亚瑟·扬在1943年9月提交交通部的报告中，确实提到了出现罢工的苗头。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儿？不是“真正”的罢工有没有？
再一次请教黄元亮，听完我的陈述后，老人沉思片刻，然后告诉我，在加尔各答是有一次，但不是罢工，而是通过工会和美方协商。因为那个时候，抗战是每个人心中的头等大事，不会出现罢工这一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