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男人“一台戏”
本来应是在一个区域内，共同打一场反击日本军国主义、反压迫、反侵略的战争，由于三个处于“领导”位置的男人相互间猜疑、离间、不信任和纠葛，好好的合作最后偏偏演变成一场扯不断、理还乱的“三角恋爱”！
……在战争期间，我曾供职于爪哇、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太平洋一带，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伊朗、俄国、阿富汗、锡兰、缅甸和中国，在所有这些派遣任务之中，惟有中国是最困难也是最复杂的。
这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向美国总统杜鲁门递交的辞职报告中的一句话，也是大使先生在离开中国前，对和他打交道的国民政府、中国人最直接的评判。
怏怏而去的大使的话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期间，他遇到的事情是多么的棘手和无奈。
赫尔利的信可能有他的一面之词，但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争执到最后的完全“内讧”，却是不争的事实。
表面上看，蒋、史之间的矛盾好像是所谓的东西方文明、观念的差异，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熟知内情的老人说，他们啊，说白了，到最后，实际上就是争个物资、利益分配的权力。
都想“把持”那些经过驼峰航线运送来的军需品，最好连分配权都归自己。
蒋委员长要把所有的物资分配权紧紧抓在自己手中，除了国军，谁都不给。
史迪威坚持要分配给延安一部分。
比撤退香港、溃败缅甸都乱。
蒋和史的缝隙是从国军败退缅甸开始的。
国军在缅甸的溃败，委员长认为是他的美国“参谋长”实在无能所致，而史迪威却认为，国民党将领根本就不服从他的指挥，一切皆因蒋在背后操控。
1942年5月19日，当史迪威带领着一群跟着他的“散兵游勇”们跌跌撞撞地走出缅甸丛林、来到印度时，对着来迎接他的英国人和记者大声说，这些跟着我的人，一个都没有损失，一个都没有！
1942-1945143三个篱笆一根“桩”
史迪威是说给蒋委员长听的，此时，另一支由杜聿明将军率领的部队听命于委员长的指挥，在穿越野人山回国途中，损兵折将，元气大伤。
最后的胜利尚未到来，真正的大仗也还未打，裂痕已开始产生。
跑的跑，撤的撤，散的散，等到一切差不多都消停了，开始要研究、讨论、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了，争执再次开始。
史迪威要先反攻缅甸。
蒋介石却认为，史已经让他的部队毁灭过一次，他不能再眼看着史迪威继续把他的队伍弄光。心里是这样想的，但中国人毕竟就是中国人，虽然年轻貌美的夫人很西化、自己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委员长也还不至于“直白”到像美国人讲话那样心里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直来直去”的程度。
成见本就已经产生，这下，裂痕更加扩大，只是相对“委婉”而已。
委员长告诉史迪威，如果想派他的部队再次出国作战，前提是，英军要首先攻下仰光并占领孟加拉湾，他的部队才会出动。
在委员长看来，史迪威急着反攻缅甸是为了雪耻曾在缅甸的失败——他要“反攻”
就让他去反攻好了，缅甸的事情关他什么事儿，国军的战场在中国。
委员长的话也不无道理，史迪威真就去找英国人（注一），他不断在印度和重庆之间跑来跑去“拉袖子”（英国人语，意即“两面派”，笔者），看见史迪威，英军司令亚奇博尔德爵士认为这是个“说话含糊而不明确”的“劳累老人”。（注二）史迪威拉不动英国人，没招了，就拿经由“驼峰航线”运抵中国的物资要挟蒋介石，他要求华盛顿授权在“交换物”基础上执行“租借法”，（注三）也就是说，他要掌握全部发放权——不听我的话，我就断你的“粮”！
这一招够狠的，几乎靠全部进口物资维系战争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傻眼了，可算是掐到命门上。
从暗地里对抗发展到公开明示分歧。
连美国总统都看不下去了，罗斯福电告史迪威：对人（蒋介石）说话不能那样苛刻或强迫对方承担义务。（注四）说归说，做归做，最后的结果，大家都退让一步——妥协。
“妥协”的结果是，中国再次出动“远征军”，这次不是去缅甸作战，而是去印度受训，为最后反攻做准备。
“中航”这个时期，从昆明返印度，专门腾出舱位，把载运用于出口换汇的钨、锡、桐油、茶叶、猪鬃、水银、生丝等置放一边，全部运载“远征军”。
远征军再次“远征”，史迪威乐在心头，怎么样，当初不听我的撤往印度，现在还得费二遍事不是。“驼峰”空运，汽油、舱位都空前紧张，这完全是由于蒋委员长愚蠢所致。
心里是这么想，但表面上，史迪威也“妥协”，“妥协”的结果是不再紧抓物资不放，但前提是，必须分给延安。理由也非常充足：谁抗战，谁就应该分得一份。
史迪威拒绝把所有物资都给蒋介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认定蒋是在囤积144军火，为日后剿灭共产党做准备。（注五）和蒋完全翻脸后，“渺小的笨驴”、“可鄙的笨蛋”、“顽固的、无知的、偏见的、自高自大的暴君”这样不雅的词汇，不断地出现在这位美国将军日记中。（注六）可见，对蒋，史迪威已经深恶痛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