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且只能作为一条“备用航线”。
云铎说：“万幸，日本人没继续向印度推进。这条航线实在太长，真的使用，所▲ 逼出来的“驼峰”航线。
耗将远远超过所运，得不偿失。”
老人对日本人没有向北推进感到庆幸，老人说，要不然，损失会更大！
可四处制造骇人悲剧的日本人绝不是省油的灯。侵占密之那得逞后，他们稍稍喘息片刻，又开始了新一轮攻击！
天气不错，顺着向空中漫射的朝霞看去，晴空万里，起码在地面看是这样，不知道一会儿过“驼峰”时运气是否还能这样好，但愿。汀江机场，坐在机舱里的大胡子机长斯罗德（M. J. Schroeder）仰头看看天空，然后冲着还在地面上检查起落架、只有二十四岁的副驾驶汤奇挥挥手，示意他马上上来，又扭头告诉坐在后坐的报务员陈哲生：“告诉他们，我们准备走。”
陈哲生把机长签完字的货物检查单递给地面人员，顺势又把汤奇拽上来。关上舱门那一刻，他笑着对站在地面送行的“中航”汀江站机航组组长陆唯森说，“等下午见。” 陆唯森笑着点点头，顺势对陈哲生伸出大拇指，那是“中航”飞行员常用的标准动作，意思是准备好了，可以起飞。陆唯森不是飞行员，他是祝朋友飞行顺利！
C-53螺旋桨慢慢开始转动，陈哲生突然拍拍机长斯罗德的肩：“昨天搭飞机一起过来的潘先生还没来。”
听完陈哲生的话，斯罗德回头向机舱看了一眼，他指着愈转愈快的螺旋桨，大声道：我们先走，让他搭后面的64号，我担心一会儿天气要变。
副驾驶、报务员同时点头：“好。”
驶上滑行道的C-53发出了轻松、愉快的声音。
跑道头，斯罗德按下通话器开关：“塔台，72号请求起飞。”
得到塔台的许可后，72号机像一匹撒欢蹦跳的小马驹一样，欢快地驶入滑行线和跑道，一阵轻快的轰鸣声后，C-53腾空而去。
十月的汀江，风和日丽，艳阳高照，起码地面是这样。
被72号机“甩掉”的那位“乘客”是“中航”报务员潘志诚，他是在加尔各答工作六个月后，被急令调回昆明，正巧赶上72号机组从加尔各答返回昆明，于是搭“便机”一同回来。前一晚上，72号机汀江“过站”时，在“中航”汀江站，他碰巧遇到几年未见的一个同学，兴奋之余，睡觉过晚，等到他领取降落伞跌跌撞撞跑过来时，站在停机坪前的陆唯森告诉他，二十分钟之前，72号已经走了。看到潘志诚一脸懊丧，陆唯森又告诉他，后面还有64号机，马上也要回昆明。
潘志诚老人说，我就是这样，稀里糊涂地上了64号机，加入他们机组，哪想到，这阴差阳错地，竟拣了一条命！
老人说，因为这天大家要飞两个半往返，都是抓紧时间，我们只是比72号晚一个多小时左右起飞，那天天气好，64号机长谢林想都没想，加入航线后，直接走南线。
还没进入缅甸呐，突然报务员李文光大叫一声——“零式”机！
我们都被李文光这声吓了一跳，以为是他发现了“零式”机，等到回过头来看他时，才发现头戴耳机的李文光急速说，72号，72号发来紧急求助电报，他们同时遭到三架“零式”机攻击……李文光的话还未等说完，只见64号机身一个倾斜——机长谢林大幅度压坡度，64号飞机赶紧转向，从已加入的“南线”，改飞“北线”。
老人说，已经踏入“平地”了，只差过横断大山了，航向一改，就要到喜马拉雅上转上一圈，这还不算，机长担心日本人追过来，命令我，每隔十五分钟，到后舱观察一次。由于我是临时搭乘，64号只备三份氧气，时间一长，头昏眼花，机长谢林就把他的氧气让给我，可他还要驾驶飞机啊，我怎么能要！
老人说，转了一大圈，都是下午了，我们才回到昆明，平时只用三个小时，而这次，却足足飞了六个多小时，下来后，我还好些，那三个人，差不多都瘫了在那儿——消耗太大！
我去通讯那边“报到”了，谢林他们还得去总部讲述事件经过——日本人，可把人坑苦了！
可能是距离过远，通讯信号汀江场站这边一直没有收到72号机的任何消息，于是，陆唯森也成了当年最后一个顿足在72号机组前、最后一个和陈哲生说过话的人。老人说，都很晚了，他一直都在停机坪前等着72号机回来，等着陈哲生。说好的，两人要杀一盘的，但一直没有等到。也许是飞机坏在昆明了，他这样告诉自己，他一点都没多想。因为72号飞机载着陈哲生他们飞走后，大概过了两个多小时，陆唯森在跑道上碰巧遇机场导航台的一个朋友，那位朋友告诉他，72号曾在出发后一个小时左右发来电报，告之，航路上天气正常，72号即将飞越横断大山，导航台都接到了确切消息，看来没什么问题。陆唯森猜测，可能72号机坏在了昆明巫家坝，看来“杀一盘”要等到明天。
他不知道，72号机，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也许还是和昆明有一段距离所致、也许也是出现无线电“屏障”，巫家坝机场地面电台并没有72号机最后发出的电报，72号机最后那份肯定是带着急促语气的电文是由设在云南驿地面导航台值班徐承基收到的。老人说，当时的飞机通话距离不过是前后各五十公里，只能在机场附近和塔台联络，过了这个距离，全靠莫尔斯电报联络，每到了一个检查点，机上报务员就用电报把飞机的方位、飞行状态、离两端机场距离通告给地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