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就是密之那，陈文宽马上降落。
日军就在密之那城南，正向机场开来。凭直觉，明显感觉到搭乘的客人绝不是几个等闲之辈的陈文宽先让他的乘客在壕沟里躲藏，然后，他和副驾驶分头找人加油。
随着日军的步步进逼，场站人员几乎逃光，哪里还有什么加油的人。正想再走远一点找，日本人的枪声都听见了。
不加，豁出去，也像夏普那样，赌一次，起码飞机状况要比他那架好得多。
可惜，晚了一点，听见日本人枪声，住在附近的缅甸人把DC-3团团围住，怎么拉和劝阻都不行，挡都挡不住，全都争先恐后地往里钻。此时DC-3的机舱又显得狭小了许多。
都快把右座的副驾驶急死了，坐在高一点的驾驶舱里，他隐约看见日本人的先头部队。
不仅赌“油”，看来也要赌“人”了，年轻的中国小伙子涨红了脸，使劲咽了一下唾液。
陈文宽把最后几个人强塞进去，关上舱门，发动引擎。
傍晚，DC-3在沉重的咆哮声中，重重地砸落在加尔各答机场跑道上。
舱门开启，沙丁鱼样挤了满满一机舱人。据当时也同样挤在机舱中、率领十六架B-25轰炸机对日本东京进行轰炸、并在中国沿海一带迫降后辗转到了重庆、并搭乘陈文宽驾驶的这架DC-3“专机”飞抵加尔各答再返回美国的詹姆斯·H·杜立特将军的当天日记：飞机落地后，在后舱内一共钻出七十二人。
其实，将军不知道，这还不算副驾驶后来在例行检查中在行李舱内又发现酣然入睡的六名缅甸人。
万幸，整个飞行和经停密之那时，日本人不知道杜立特和他的几个同伴在这架飞机上，要是知道了，恨得牙根痒的日本人一定不会放过陈文宽和他的DC-3！在布满汉奸的重庆和昆明，本次飞行保密做得相当成功。
被汗水打湿衣服的陈文宽瘫坐在座椅上，过了很久，才走下地面。
飞行人物三：快乐的冒险家，哈罗德·斯威顿我飞行、我快乐！
和谋生、逃难、救国等原因汇集到“中航”以及形形色色的带着各种目的来到“中航”的不同国籍、不同背景、不同价值取向的员工相比，哈罗德·斯威顿来到“中航”
的动机简单而又单纯！
喜欢飞行！
越有惊心动魄的“刺激”，越好。日军空袭香港后，在撤退南雄中，之所以把斯威顿驾驶的飞机排在第二个起飞，就是因为这架DC-3是三架受伤的飞机中最严重的一架。严重到什么程度？只搭货物，不敢载人。
比夏普后来的“空中垃圾”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只是起落架收放得起、仪表盘没碎，再有，虽然机翼被穿了几个大洞，但还不至于用“口香糖”堵漏。
哈罗德·斯威顿不仅飞了，还在南雄卸货后，又返回香港，接着又去重庆。
战争发生得突如其来，又是星夜撤退，大家弄得都很紧张，只有哈罗德·斯威顿兴奋异常，在空中，他一边飞行一边在驾驶舱内引吭高歌。
对于斯威顿来说，这样的飞行远不如上次那样够味。
不说太远的。
半年前，5月20日，吴士驾驶的那架迫降在宜宾的DC-3被追踪而至的日本人一顿狂轰滥炸后，炸坏右机翼，而“中航”在香港和重庆基地恰恰就没有备份，必须在最短时间把它飞到香港大修！
发急电给“泛美”总部，请求支援，总部回复也是“急电”：两个月后运抵！
不知是谁的“提示”：香港基地库房里好像有个DC-2机翼。
一个是DC-3，一个是DC-2，机名相同，在外行眼中，虽然型号只差一个级别，但如果真的这样装配后，整架飞机差别之大已不可同级而语，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知道是否还能飞起来。关键当口，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马上派员到香港仓库翻箱倒柜，还别说，真找出一个。
但，用什么办法运，怎样安全运到宜宾却成了大问题！
时间紧迫，地面硝烟弥漫，陆路肯定不在考虑之中。只有选择空中。可用什么办法才能把这么一个尺寸巨大、不成比例、没有“规矩”的东西“驮”到宜宾去？
用飞机，用一架DC-3飞机，货舱内无法安放，就把它绑到机身上。
此次飞行本身就是一次冒险：空中，白天，这条航线全程都在日本飞机拦截之内，再加上世界航空史中，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尝试。
和即将到来的飞越“驼峰”相比，这话说得挺没劲的，但必须考虑到，这种“形式”的飞行毕竟是人类航空史上，开天辟地头一回！
本次特殊航班由哈罗德·斯威顿担任，据说是想到能够这样飞行，他又兴奋了，主动请缨。副驾驶是吴敬诚，报务员是“中航”无线电高级工程师，华祝。
让几个老人回忆，老人们都说从香港到宜宾这一段，是把DC-2的机翼捆绑在哈罗德·斯威顿驾驶的DC-3机背上，但资深航空史专家陈应明老人用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不是绑在机背上，而是吊捆在DC-3机腹下。
哈罗德·斯威顿和他的机组成员斜挎着DC-2机翼上路了，只是机腹下有个东西裸露在外面，飞行中稳定性很差，机身一直抖动。
一路上，三个人忙个不停，非常紧张。不仅要驾驶飞机，还要一刻不闲地一同向外搜索，搜索随时都会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日本军机。他们可能还不知道，DC-3在启德机场刚一离开地面，日本人就得到情报，日本人飞机马上升空，气势汹汹地沿途搜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