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人物一：宋子文和他的“备忘录”（一）历史发展长河中，每每到了关键当口，总是要有那么一个或是几个也许并不都是声名显赫，也许有的是地位卑微的人，在有意或无意之间，有的还完全是漫不经心状态下，只是偶然间的动作和语言，就足以改变了整个历史。于是，注定他们的名字永远地留在了岁月的记忆中。
夏普危难关头搭救蒋介石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现在，又轮到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先生出场了。
就在邦德、黄宝贤拿着航尺在地图上计算的时候，美国纽约，被蒋介石以“全权代表”身份派赴美国的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及他的顾问亚瑟·扬，出现在四十二街和列克兴街交叉口的克莱斯勒“泛美”总部会议室。战争、一场步步失利的战争让本是风度翩翩的金融才子狼狈不堪，作为一国之外交部长，宋子文根本顾不上和合作伙伴交涉时的“对等”，屈尊就驾和他的航空顾问亚瑟·扬径直来到“泛美”
公司总部会议室，与胡安·特里普、哈罗德·比克思等高层商谈尽快为“中航”增加十五架飞机和开辟新航线等事宜。
与邦德、黄宝贤的“计算”惊人的吻合，简直是如出一辙，国内军事参谋部门也认为，即将开辟的新航线在境外的基地应该是缅甸的密之那。
作为委员长及国民政府的全权代表，从配合陈纳德买飞机、招募志愿队开始，这段时间，宋子文几乎一直停留在美国，凌乱、繁琐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不仅仅是要协调正在全面抗战中的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错综复杂并且极其“微妙”的关系，几乎每时每刻都有相当麻烦、令人棘手、非常头疼的问题需要这位哈佛博士处理。
此时他的工作，犹如救火队队长，处理的是邦德曾经在中国处理的事情。出自邦德之手的那份考察新航线的报告是交通部转给他的，增加飞机、提高运量，纯粹是“中航”内部和“泛美”总公司之间的事情，照理是公司内部调剂即可，但国内残酷的战局和中美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让他根本不敢掉以轻心，这一次，他必须事必躬亲。
没有办法啊，国内战场连连败退，对外通道也接二连三地被封锁，空军没有了作战能力，招募的志愿队急需大量给养，不只是他们，只要是打仗，只要是政府没有投降，还在坚持、还在运作，分分秒秒、时时刻刻都需要强大的物质支援和后勤保障做坚实的后盾。而所有这一切，都压在了中国航空公司身上。目前，开辟新航线最需要的是飞机，如果飞机数量跟不上，即使把密之那和昆明用一条绳子连起来，也将毫无用处。
为了对未来的新航线有更直观的认识，也是为了更有说服力，他特地把亚瑟·扬从中国召回美国。
外交部长和“泛美”的高层商谈进展比较顺利，这也和美国政府当时对华抗日态1942-194543马拉松式谈判“新航线”
度的改变——由旁观到暗中支持再到公开声援有着直接关系。为此，在商谈前，宋子文特嘱属下为他准备一份“备忘录”。
外交部长的“备忘录”几乎是一个详尽的“采购清单”，看来受那次被甩在汉口机场事件影响太大了，被列举在急需调配或购买的十八架飞机中，“备忘录”中明确指明，有三架是客机，一架为蒋委员长专机，另两架为“中航”客运所用，其余十五架均为货运飞机。
“备忘录”中特别说明，迫在眉睫地需要这些飞机运送中国目前作战所需的紧急供应品。包括进口有助于最后反击日军所需战略物资……
外交部长在“备忘录”中陈述道，货运最好的线路是从腊戊到昆明，两地相距380英里，在这条航线上，即将到货的DC-3每个月可以运送800-1000吨战略物资，如果有日本战机拦截、空袭，再换密之那到昆明或密之那到叙府（四川宜宾）。
关键人物二：邦德的“真实”
敬业！
采访很多老人，可能在日常相处中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过节”，但对待工作，所有老人都是众口一词地评介和自己一同工作过的美国人、英国人、爱尔兰人。老人说，和他们打交道，不用担心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即使是你的顶头上司，只要是你认为对的就坚持。很多老人在谈到这些平日里吊儿郎当的美国人时都承认，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的确学到很多。
采访六年，不停地和老人们打交道，笔者最大的感触就是老人们的认真、诚信、遵守诺言和做事的一丝不苟！
最主要的是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任。
在宋子文和“泛美”总部这次接洽谈判十五架飞机这件事情上，邦德再一次显示出他的机敏和才干。
“泛美”总公司对中国外交部长的亲自到访热情有加，但在供应十五架飞机的交机上却大打折扣——不敢保证时间，每个月只能提供两架DC-3。也不能全怪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厂每周只能生产两架这种型号的飞机，除了国内自用，其余都给了和中国一样正在抗战的英国人。
“泛美”建议，如果外交部长非常焦急，可以选择使用其他型号飞机。在生意场上精明过人、在谈判桌前神情自若谈笑风生的外交部长没了主意，忙和国内邦德联络。
两周后，邦德回复，很简单，只有一句话：只要DC-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