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霸二王城
抢劫，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强行抢夺财物。抢与打往往难以截然分开，也就是说，抢经常是通过“打”的手段来实现。换言之，流氓在抢劫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抵抗，就得通过打来保证财物从别人手中转到自己手中，所以流氓取财往往是打抢同时进行。
如明朝吴中一带，就存在着很大一批流氓，即所谓的“乌合游手无籍数百人”。他们常常先至一家，“打抢一空”。所以，在吴中地区就流传着“假人命，真抢掳”的谣谚。(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十二）清时，杭州一带也多有流氓抢劫事件发生，当时清人对杭州流氓的“打抢”活动曾有如下记载：“游手游食之辈，不事本业，淫酣赌博，犯上蔑伦，动辄纠集多人，背黄喊冤不已，即行抢。”（赵士麟：《武林草附刻·正风俗》）
在清末，上海的“拆梢党”虽以敲诈为其行帮之特点，但有时由于敲诈无着也转而干一些公开抢夺的勾当。如刘长顺专靠挑京货担为业。有一天，在新北门口，途遇王阿桂等四个流氓，流氓上前搜身，搜出银洋21元，就“抢攫进城而去”（赵士麟：《申报》同治癸酉十一月十一日）。
一般性的抢劫已为正经的良民所不耻，而更为可恨的是，那些流氓之中的凶狠之徒，在通过打抢以获财时，有时还要以杀人为前提，也就是所谓的“谋财害命”。如浙江桐乡县乌青镇有一马姓幼儿，才四五岁，两手戴着银圈子。马姓族内有一无赖，就将幼儿哄骗到荒野，“杀而夺焉”（李乐：《续见闻杂纪》卷八）。
更为体现流氓气的是，这些流氓不仅抢财物，而且还以流氓手段“抢亲”。这种行径在封建社会可称得上是一种伤风败俗行为，这在人伦道德上也是不允许的，而这些流氓却不顾忌这些。如在常州府，有些市井流氓无赖至贫不能娶妻，于是，这些人就事先瞄好某家有女，且长得漂亮，也不通媒妁，利用夜晚时间，乘女家不备，“率众攫之而去”。等到女家诉之官府，官府由于事先收受流氓贿赂或畏惧流氓势力却迟延不审。一旦开审，这些流氓就买嘱假媒人，或者伪造庚帖，此事也就搪塞过去。即使碰到一个精明强干的官吏，经过反复查究，最终将此女断还父母，但至此时，此女既已遭污生子，生米已煮成熟饭了。（《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七一五，《常州府部》）
在上海，有时候流氓甚至还抢劫娼家的妓女，名之曰“拔宫人”，藉此向鸨母索取“照顾钱”(赵士麟：《申报》同治癸酉十一月十一日)。
“趁火打劫”也是流氓们在抢劫过程中常有的事。在清代，流氓不但趁火打抢，而且还亲自放火。就当时杭州的情况而论，就经常发生火案，而纵火者，实都是一些无赖流氓。当然，他们纵火之本意也是“利在抢夺”，乘混乱，任意抢劫。这种趁火打劫，清人有一专门称呼，即“抢火”。关于杭州流氓的“抢火”活动，清人毛奇龄曾作如下记载：“乃不幸失火，则杭城多游手人，噪聚乘间，名为救火，实抢火也。”(毛奇龄：《杭州治火议》附录)。清人还就“抢火”一行作有竹枝词一首，词云：“打阵聚赌作营生，抢火拦丧党横行。敝俗总由明失政，转移风化仗官清。”(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这首词所说的虽然只是清代上海一般意义上的流氓行为，不过，其中“抢火”也是所提内容之一。
绑票大约是抢的一种特殊形式。《后汉书·桥玄列传》有这样一个故事，桥玄10岁的儿子在门口玩，被三个人劫走，放在楼上，要桥玄来赎票，桥玄不肯。这时，司隶校带领河南尹、洛阳令等赶来了。恐怕绑贼撕票，不敢强行捉拿。桥玄高喊道：“奸人无状，玄岂以一子之命而纵国贼乎！”促令强攻，结果他儿子也被“奸人”杀了。事后，桥玄专门请政府下了道命令：“凡是再遇有绑票的，一律不许受害者家属用钱财去赎票，必与绑票者一并杀之，以绝奸路。”禁止不了绑票活动，就用管住受害者家属的办法来消极应付，甚至不惜牺牲人质，这就是东汉政府的本事。不过人们却可以由此得到洛阳城里绑票猖獗的状况。或许也会有人将绑票当作土匪所为，不当视为流氓，然土匪与林莽草泽相属，而且通常明火执仗以行事。像这等厕身市井，抓一个10岁儿童谋财的手段，只能看作是流氓之行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