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28日，一张有名的全国性报纸刊登了一篇名为《阮次山的“爱国”开讲太勉强》的署名文章。文章的开头不无讽刺地写道：“日前，留着一撮小胡子的香港凤凰卫视名嘴阮次山，出席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的第三届花旗论坛开幕式，开讲“一个花旗游子的心路历程”。阮次山开讲的主题，是爱国教育。“我尽管拿着美国护照，但我时刻清晰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在美国浪迹30多年，这几年回到香港定居后才感觉回到了家。”作者引用了阮次山的这两句话以后，认为“阮次山拿‘美国护照’反衬自己的‘爱国’体验，说服力相当有限。”他联想到不久前罗大佑在台湾的演唱会上把自己的美国护照当众撕掉，宣布放弃美国国籍的举动，认为没必要搞“反美爱国秀”。因此，“阮次山先生以抑‘美国护照’来扬‘爱国’之心，未免牵强。”
什么叫华侨，就是侨居在海外，持有海外护照的人。中国的侨务政策是：鼓励华侨华人遵守所在国法律，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为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如果说持有了美国护照就没有再爱中国的权力，岂不荒诞？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文章后面的一种可怕的情绪，就是对爱国主义的反感。特别是对爱中国反感，认为拿了外国护照就没资格谈爱国，谈爱国又不赞同美国观点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西方哲学界，对爱国主义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持排斥态度，认为所有的爱国主义都是不正当的，不符合普适性和公正的道德判断的要求。这种观点认为，一个人应当对全人类怀有一视同仁的爱。而爱国主义都是自我中心的，它强调的是对自己国家和同胞的特别关注。爱国者的关注是根据“我的”一词做出的，但“我的”一词本身并不能证明某种行为在道德上是有价值的。
第二种看法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美德。爱国主义是道德的基础，应当超越其他任何有可能与之冲突的价值。一个人对本国的爱应该超越对人类的爱或对普适正义的关切。
第三种观点是折中的，试图证明爱国主义在道德意义上可以接受，又不与普适性的要求相冲突。每个人都有资格偏爱自己的国家。一个人可以强烈地热爱自己的国家和同胞，而不是其他国家及其居民。一个人说他热爱自己的国家，是一个真诚的道德判断，但如果一个人否认外国人有爱他们国家的权利，那他就失去了参与这一道德话语的资格。他在道德上就无法自圆其说，在理性上则有排外的嫌疑。在特定的情况下，人对整个人类的关注可以超越对自己国家和同胞利益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爱国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一致的。
学者李晓岗认为，爱国主义并不仅仅是主观概念或感情上的。爱国主义中的“爱”涉及哲学和道德范畴，而其中的“国”则具有政治含义。因此，爱国主义情感和政治参与行动密不可分。一位“爱国者”所热爱和忠诚的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而且是一个政治上的实体。爱国主义涉及对“我的”政府的特殊关注，涉及积极参与国家的公共政治生活。一个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人不算是一个爱国者。
凤凰卫视从来不隐讳自己的中国之爱。这甚至是凤凰卫视的立身之本。这种爱既来自天然的情感，也来自理性的思考。
刘长乐说，我这个人的感觉是很敏锐的，作为一个与中国一起走过半个世纪的人，我对中国的变化体验得比较细。在我的脑海里，常常把20多年前的情况和今天的情况对比，不光是宏观经济数字对比。如果仅仅是数字对比，即使没到过中国的人也可以做到。我的对比要深入得多。每一条街道面貌的对比，我的亲人、同学、同事、朋友们前后生活的对比，人们所获得的信息情况的对比，商业活动自由程度的对比，以及公民权利的对比等等。这样回过头去看的时候，真觉得今非昔比。每一个在中国长时间生活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些进步和发展的沉甸甸的份量。中国人曾经经历过太多的苦难，曾经经历过那些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窒息。
凤凰人的爱国主义是宽容的、多元的。他们愿意接纳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承认每一个国家、每一种制度、每一种宗教，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他们不会听命于内心的情感，而是用理性指导行动。
2003年10月29日晚，西北大学外语学院举行第三届外语文化节演出。一名日本外教和三名日本留学生在表演节目时，胸前佩戴红色胸罩，小腹部位系有倒扣的纸杯作生殖器状，并将藏于胸罩内的纸屑抛洒向观众席，被认为是下流的舞蹈表演。西北大学师生对此事的抗议演变为长达3天，5万多人参与的游行示威。部分中国学生不分青红皂白，闯入日本留学生的房间，殴打两个和事件毫不相关的日本学生，并继而破坏当地的日本食店。
2004年8月9日晚，亚洲杯决赛北京赛场在球员进场的时候，全场中国球迷高唱《大刀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比赛结束，当日本队接受颁奖时，中国球迷用嘘声和国骂对日本队进行祝贺，并在场外与日本球迷发生激烈碰撞和殴斗。之后，三里屯所有酒吧禁止日本人入内，却向中国球迷供应啤酒。然后，球迷冲到日本使馆齐声高唱中国国歌，并向日本使馆的日本汽车砸水带。
对这两起事件，有国内媒体表达了支持的声音，而凤凰卫视资讯台在事发之后，吕宁思、何亮亮马上在《时事开讲》节目里对这种非理性、散发着民族主义情绪的行为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他们说，这些事件释放的一个信号值得关注：为什么近年来中国民众的仇日、反日情绪始终处于一触即发的临界状态？如果一个国家的民族尊严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游行示威来维护和张扬，那么这种民族尊严的脆弱性是不是值得警惕和反省？
何亮亮认为，国人看待中日关系，应该少一些感情发泄，多一些理性研究。所谓的“反日”示威，如果不得到制止，会对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建设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非常不利，目前正逢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正在输出通胀，把经济问题归咎于中国，这个时候出现“抵制日货”是可笑的，他们不知道很多日本产品可能是在中国做的。
吕宁思说，也许那几位留学生是带着对中国文化的强烈的求知感来到世界闻名的古都，因为这是一千年多前他们的祖先留过脚印的地方，然而他们演出的一个小品，却犯下了“弥天大罪”，他们也许带着无比的遗憾和忧伤离开了。在创造了开元盛世的地方，这个事件是一种悲哀。
对于这两位评论员的话，一个网友说，“凤凰卫视的评论让人很气愤，一个中国媒体怎么能向着日本人讲话？但我不得不承认，他们讲得有部分道理。中国要求得快速发展不得不最广泛地与国际社会接触，在经济上强大了，才能争取到较高的国际地位，在国际问题、国际关系上说话才有力度。游行我是绝对赞成的，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人认识到小日本的真实嘴脸，但一些举动同样有损中国人的形象。你骂了人，出了口气，但也把一个坏的印象留给了观众。”
爱国要爱出气度气概气派，而不要狭隘小气偏激。
凤凰用不同的方式不厌其烦地维护着中国的大国形象，虽然挨骂亦不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