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坛医院是北京市指定收治非典病人的专科医院，累计收治非典患者二百多人。这是一个人们惟恐避之不及的地方，许多人宁愿绕道走也不从这家医院门前经过，“好象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SARS的味道，如果深吸一口院子里的空气可能就会致命”。而这个医院的临时工也因为害怕非典，集体逃跑了。凤凰卫视记者郑浩却在5月1日一大早，进入地坛医院SARS病房，开始了他一天10多个小时的采访。晚上11点半前，地坛医院将有17名病人转往小汤山，为了拍到病人的真实情况和记录这次转移行动，郑浩在这里守候了一天。他两次进入病房，与非典病人零距离对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这个过程是《北京一日》节目里的一个重头戏，节目播出的时候，人们惊讶地看见郑浩不仅坦然出现在病房，还帮助两个转移的病人收拾衣物，捎带着给一位山东口音的妇女做思想工作。
“要挪动了，俺病又厉害了？”妇女担心地问。
“不会的，那边是轻病人，你放心吧。”郑浩鼓励道。
“是吗，急煞了。”
“放心吧，有医生和护士呢！”
“吓人呢！”
“不要怕，戴上这个（黄色袖标）。”
“戴上这个做啥？”
“有信心啊，战胜非典。”郑浩一边说，一边协助妇女离开。
事后同事问郑浩：你怎么可能不害怕？你的家人又怎么会不担心？他笑了笑说：“有过害怕的瞬间，我的父母、妹妹担心极了，可是担心是他们的，工作是我的，不能不做，这是职业。既然来了，你就应该踏踏实实地把活儿干好，就这么一个信念，没有其他的。”
5月1日当天，因人手不够，郑浩自己扛摄像机自己采访。看见什么拍什么，有好的画面就抢拍，没有就拍素材，给其他节目准备资料。一个人自拍、自采，出镜时按下固定自动摄像，十八般武器一起上场。有几次，把消毒防范都忘了，拍到好镜头后才意识到。
与郑浩搭档的摄影师魏永林在5月1日深夜进入了小汤山医院的隔离病区，与非典病人零距离接触。直面重症病人的苦痛的时候，魏永林忍不住感慨生命的脆弱，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一刻被击倒。在拍完小汤山医院的最后一个镜头后，他在带子上贴了一个纸条：“这是用生命拍摄的带子，使用的时候请小心。”
当所有媒体把目光都集中在医务人员的身上时，凤凰卫视把报道的目光从疫情的源头——医院，延伸到源尾——垃圾处理厂。SARS病毒在垃圾物里存活的时间是最长的。那里的清洁工人都是穿防化服的，由于天太热，隔离衣不透气，还要扛着沉重的摄像机忙活，小魏和张煦都在现场中暑了，但当时不知道是中暑，只是惶恐地想：我们是不是非典了？可是，不管是不是，他们都得把东西拍完。凤凰卫视是第一家亲临这么危险的地方进行现场报道的媒体，垃圾厂的工人很感动。摄制组还把当时垃圾处理场因防化服不够用，洗干净重复使用的严重不科学的真实情况拍下来，并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经记者提问，把情况向北京市反映上去，问题马上得到解决。
一场灾难就是一面镜子，古希腊的哲人和现代的哲学家都说，人是一切的尺度。通过SARS危机对中国又进行了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育。必须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口号、事件、运动为本，更不能以一个团体、个人的荣誉为本，更不能用假大空来掩盖危机。SARS也给不同国界、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的媒体提供了一个毫无二致的标尺，用它可测出机制的灵敏与迟钝，检验措施的得当与错位，丈量人员的素质优良与低下，做的好是应该的，做的不好要迎头赶上。唯有真诚与理智最应珍视。
一位大陆记者在反思大陆的非典报道时说，大陆的非典报道只使我感到紧张、紧张、再紧张，煽情、煽情、再煽情，眼泪跟着流了不少，但记不住几个细节、几个面孔，只觉电视上天天泪眼朦胧，中国人仿佛林黛玉转世，北京城仿佛哭城。而凤凰卫视一个五一特别节目，把北京人抗非典的一天交代得清清楚楚，从书记、市长到大爷、大妈，从小汤山医院到居民区垃圾通道，从病人转院到小护士的眼泪，应有尽有。看了这期节目，我知道北京人是怎么过的，我知道是谁、是什么精神在支撑北京的运转。
而凤凰资讯台也在事后进行着反思：如何更好地做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媒体。
资讯台立足两岸三地，关注所有中国人的事务，无处不在的人文主义关怀，就是士的精神。凤凰在这个问题上，比大陆、香港、台湾媒体做得更好，角色定位是合适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