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开玩笑说，“凤凰聚集了一批怀才不遇的理想主义者。这里面也包括我本人。我在中央电台干了10年，做到部门主任时也才30多岁，待遇和前程都不错。我为什么选择离开呢？因为我觉得，由于当时的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人们容易局限在自我设定的限制中，形成盲点，自我感觉良好。而事实上，10年按部就班的日子用一天就可以全部概括。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一次外事活动的采访中，认真考察了西方国家的传媒，受到了强烈的触动，最终我选择了离开。因为，只有离开，或许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而我的凤凰的同事们，也都多多少少有怀才不遇的经历，并不是说他们受过打击迫害，他们在原来的工作单位也干得非常好，许多人已经进入了管理层，但最终他们为什么选择了凤凰？因为凤凰在全球华人媒体里，是最适合有志的传媒人做梦、圆梦的地方。他们需要一个舞台。”
凤凰卫视正在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士”的形象。
被称为上海四大才子之一的学者许纪霖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里讲，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他多么脱胎换骨，但是他的内心总是包藏着一颗士大夫的心。就是说他的内心总是受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影响。“士以弘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士大夫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正面的历史精神传统。
按中国文化的惯例，士为读书人，大夫为官员，士是平民。不做官，就没有发言权。所以苏东坡一方面感慨“常恨此身非我有”，另一方面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退出官场这个是非之地。为什么不能“忘却营营”呢？就因为士大夫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虽然苏东坡飘逸潇洒如同仙人，扬言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他终其一生，是并没有辞官归隐的。
为什么？他需要有人倾听自己的声音。
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士”终于能够通过卫星、电波，顺畅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这个传媒里，文人的“文骨”，文人的品格，可以得到最大的张扬。
刘长乐从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动机，甚至在他刚刚创办凤凰卫视时，就为它设计了政治目标。在某种意义上，刘长乐遵循了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政治情怀，或者说是士大夫式的政治理想，早在1996年，他在制定凤凰卫视的业务目标时，也为凤凰卫视定下了政治目标：为中华文化的弘扬，为两岸三地和整个世界华人的融合，为祖国大陆的开放，为中华民族的兴盛而效劳。因此，在某些涉及到国家利益的报道方面，凤凰卫视表现出的政治热情难免会让西方国家感到目瞪口呆。刘长乐说，我有一种使命感。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甚至包括中国的政治家们也希望凤凰带头去冲破一次一次的障碍。凤凰一次一次地挑战官方新闻的底线，使得这种空间变的越来越大。
尽管凤凰卫视的评论员常常语出惊人，但是大陆政府发现，凤凰卫视的评论直接、坦率而且富有建设性。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凤凰卫视没有招致官方的反对，反而受到他们的关注。2002年“四一五”国航空难发生后，中国政府代表这家航空公司出面处理。阮次山从政府发布的声明中发现了问题，认为不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看到了这个节目。很快，在第二天的国务院办公会上，中国政府调整了处理方式。在其后的博鳌论坛会议上，朱基告诉阮次山：我喜欢看你的节目。
如果用某个形象来比喻的话，凤凰卫视更像是这样一个男人，40岁，高大健康，开朗洒脱，干净而不媚俗，积极而不偏激，成熟而富有进取精神，宽容别人而不丧失自我，关心社稷多于放任自流，创造财富的欲望强烈但不以追求财富为目标，勤于思而敏于行，有超强的应变能力和公关能力，自强不息并厚德载物。实质上也就是新时代的一个“士”的形象。
2003年4月20日是中国新闻史上不平凡的日子。
北京非典疫情的真实情况，在这一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在这场最具新闻性的发布会上，细心的人们发现，只有凤凰卫视及时进行了现场直播：人们从画面上看到，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高强表明了中国政府直面危机、不许隐瞒任何疫情的决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