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说策划：无事生非
（刘春 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1994年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毕业，安徽人。）
《生命20小时》这件事，实际上大部分工作是苏州电视台做的，咱们得感谢苏州电视台。凤凰在这次横跨两岸三地的直播中，作用有两个，一是拥有开放的理念，使大家的想法能实现。二是拥有协调台湾和香港媒体的能力与资源，这个优势非常强。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起的作用是“傻大胆”的作用。当时说需要有人坐镇，协调各关系。我比较敢拍板，就让我去了。
直播是早晨六点多钟开始的。开始的时候乱成一团，吴小莉的画面切不出来，病房的情况切不出来，三个主播坐在一起，彼此的交流互动也不行。当然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每个台都希望多出自己的画面和主持人。结果，互相指责的事就发生了。我一看情况不对，立刻站起来给大家讲了一番话，他们说我那时候脸色铁青，面色凝重。
我主要说了三点：第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不能互相指责。刚才的直播有点乱，问题很多，不要紧，现在是早晨，还没有多少观众看，从现在起，我们马上改进。但如果自己先乱了阵脚，互相埋怨，那就真的完蛋了。这个直播没什么大不了的，完全能够成功。
第二个，我们马上分析原因，找出问题，尽快解决。
第三个，需要我们凤凰解决的，我们一定全部解决。我现在就去打电话，一个个落实。
接下来的情况就比较顺利了。
那一次直播确实让我感到电视的魅力。使我对电视的表现力、影响力有了新的认识。只要策划得好，电视能表达出你内心的很多东西，因为它呈现出的状态与我们的生活最接近。它通过图像、语言、音乐、文字，四种信息触动人的感官，有点狂轰滥炸的感觉，想不被打动都难。
《生命20小时》，凤凰最大的贡献就是策划，什么叫策划？策划除了把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用好的角度表达出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无事生非。这是策划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我搞节目策划，一是敢想，二是敢说。老板和院长大人不计小人过，反而对我的建议比较看重。我这么做，一是性格使然，二是我跟院长很熟。凤凰卫视里喊他王老师的很多，但是要论这个师生关系最近的，那就是我。
为什么是我？我是他带的七八个研究生当中的一个，而我那一届，他只有我一个研究生。坦率地说，王老师虽然是我的老师，我也非常尊重他，但我们的出身、思想都完全不一样。王老师出身名门，我出身草根，有非常穷苦的童年。王老师热爱行动，我喜欢闭门思考；王老师是行万里路，我喜欢读万卷书；王老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懂很多东西，我最关注的只是人文情怀的东西。
我大学毕业后，在安徽省文联工作。我对哲学、美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感兴趣，写过很多东西，在20世纪80年代还编过一个思想比较激进的杂志，叫做《百家》，主要从事哲学研究和一些文学批评。我到了广播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没有分专业。我对电视兴趣不大，却经常在学校发表文章，在校报上写西方学科简介，每期一万多字。实际上是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符号学、叙事学，电视学反而学得很少。所以我在广播学院跟学院主流的路子完全不一样。他们扛着摄像机，胸怀全球，我恢复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自我，每天想的都是哲学理论。但是阴错阳差，我后来成为王老师的研究生，是因为他当时是一名年轻的老师，他把好的学生都让给其他的老师了。我呢因为不大着调，别的老师也没看上我，所以我们俩人走到了一起。王老师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刘春以后别老往社科院哲学所跑，那个东西已经有无数人在里面成功了，中国的电视却是一块等待开垦的处女地。
他说话一贯是那种气吞山河的样子。他感染了我，我对电视的兴趣大了起来。
做电视以后，我把人文情怀与电视的一些实施手段结合起来，反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体验到了欣悦的感受。特别在节目创意上，想出了一些好点子。《生命20小时》的直播故事，给我的启发就是，我们的生命在于创造，电视的生命也在于创造，设计策划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无事生非。我们直播中掺进了很多元素：两岸三地的元素，生命的元素，还有许多悬念。说书人讲故事为什么比普通人讲得好呢？就是有策划，什么时候让人笑，什么时候让人哭，什么时候抖包袱，都是根据人的情感变化事先设好的埋伏。你只要进入这个悬念的伏击圈，就必然中弹，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会被击中，成为策划的俘虏。
我越来越感觉到电视台的节目策划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电视台里面非常需要的是创造性的劳动，就是你必须有崭新的思维。要突破电视里既定的、固有观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