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萨特和波伏瓦很少出门。许多法国人被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情绪所激动，视萨特为民族的叛徒、国家的公敌。即使在饭馆吃饭，他们也常常感受到许多顾客的敌意，无法同这些人坐在一起。晚上他俩就在波伏瓦的公寓里吃饭，通常是吃几片火腿，然后聊聊天，听听唱片。
1961年意大利授予萨特奥莫尼亚奖。授奖原因是萨特为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所作的贡献。萨特一向是讨厌一切评奖授勋活动的，这次他却去米兰领了奖，因为它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秘密军队组织开始用恐怖活动来对付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人。他们在公共场所引爆了几枚可塑炸弹。埃维昂市市长在家中被炸死。这些极端分子还在左翼知名人士家中安放可塑炸弹。《观察家》编辑部在一次袭击中被炸毁。萨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作了评论，他马上收到恐吓信。信中说他们要立即消灭“121人宣言”中的121人。为了防备他们对萨特的住所下手，萨特让母亲搬出住所，把她安置到一家旅馆，他自己住进波伏瓦的寓所里。1961年7月19日早晨，萨特和波伏瓦正在打点行装准备外出度假，7点半，萨特母亲打来电话：一枚可塑炸弹在波拿巴街42号萨特原来的住所爆炸，但破坏并不太严重。
接着萨特和波伏瓦去了罗马。萨特应弗朗兹·法农的要求，为他的书《全世界受苦的人》作序。法农是一个黑人，一位精神分析医生，他曾取得法国国籍，有一个法国妻子，但他仍然经常感受到种族歧视。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他毅然放弃法国国籍，宣称自己是阿尔及利亚人，为它的独立而战，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关于暴力的文章曾在《现代》上发表。萨特哲学对他有很大影响，《辩证理性批判》中关于恐怖和兄弟般友谊的部分让他着迷。
这时法农也在意大利北部休养，他患了白血病，是不治之症。他要来拜访萨特和波伏瓦。波伏瓦和前一天到达的郎兹曼去机场接他。他们４人相见，一起吃午饭，谈话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波伏瓦委婉地对法农说，萨特需要睡眠。法农听了大发脾气，他对郎兹曼说：“我不喜欢人们把精力贮藏起来不用。”他俩一直聊到早上8点。法农每天只睡4个小时。他说，他要告诉萨特许许多多事情，还有许许多多事情要问。他笑着对郎兹曼说：“只要萨特能从早到晚同我聊两星期，我愿意每天出2000法郎。”
这人思路清晰，知识渊博，性情活泼，口才出众，富于幽默感。虽然他也有夸大自己过去功绩的毛病，但这与他是一个黑人、又得了白血病的遭遇分不开。他说，他是殖民地民族的一员，因此必须不断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形象。
他同萨特谈起哲学来十分轻松。他突发奇想，责备萨特没有充分赎罪：“你们怎能像往常那样生活和写作呢？”他甚至要求他们去牺牲生命。他想象，如果萨特宣布直到战争结束不再写一个字，就会从根本上动摇舆论。他还建议，萨特应该故意让自己被关押起来，这就会引起全国恐慌。萨特无法说服他事情并不是这样的。看到这样一个充满热情、犹如一团火的人就要被病魔夺去生命，萨特他们有说不出的惋惜和难过。后来法农去世，阿尔及利亚为他举行国葬，郎兹曼还专程去参加他的葬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