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战后萨特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一、二卷同时出版。他还按照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设想，主编了一个评论杂志《现代》。编辑部成员有波伏瓦、雷蒙·阿隆、米歇尔·莱里斯、梅洛─庞蒂、阿尔贝．奥利维埃和让·波朗等。《现代》出版几期之后，就在评论界和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
萨特开始在社会上有了很大名气，他被人们称为存在主义者。最早给予萨特这个称呼大概是在1945年夏，在塞尔夫出版社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有人称萨特为存在主义者。萨特立即予以反驳：“我的哲学是关于人的生存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后来这个称呼被叫得越来越响，大家都这样叫，萨特也就接受了它。
萨特的思想被冠之以存在主义的名称，很快就风靡全国，接着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1945年10月28日，萨特在现代俱乐部作一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听众蜂拥而来，许多人无法进场，人们根本听不清萨特的讲话，于是发生猛烈拥挤，几名妇女被挤昏在地。
从这时起，萨特的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拿现在的说法，他成了一个思想明星，成了公众注目的中心，他的一言一行会立即反映到新闻媒介上来。没有哪个星期巴黎报刊会不报道关于他的新闻。只要走上街头，就会有摄影记者对着他照个不停，还有完全不认识的人上来同他们搭腔。人们到处谈论着关于他的逸闻趣事。
萨特对这种境况深感惊诧。他既没有想到、也从不希望在公众中造成如此轰动。在他看来，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是注定要处于孤寂之中的，如司汤达，如卡夫卡。在青少年时代，他设想自己的命运应该是生前不被承认，默默无闻，而死后被人发现，人们终于认识了他的价值。
现在有许多人慕名来看萨特，有的来自世界很远的地方，他们说了许多表示仰慕钦佩的话，但萨特并不特别感动。当他看着人们蜂涌而来听他演讲，女人被挤昏在地，反而有一种十分滑稽可笑的感受。在他看来，这股“萨特热”只是一种荣誉的幻影，一种逢场作戏，一个对他坚持的超验真理没有特别重大影响的经验性事件。这种热闹场面不能真正说明什么。萨特没有被巨大的名声冲昏头脑。
虽然萨特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境况决定的，他本人的思想个性无疑也是获得这一名声的重要因素。法国公众饱经失败之辱、沦陷之苦，痛定思痛，需要对自己的处境进行反思。他们不再相信过去信奉的一切：理性与秩序；但还是需要相信某种东西，以此为精神支柱。他们似乎从萨特那里找到了渴望的东西。
萨特揭示了偶然性是世界的真理，荒诞是人生的正常状况，自由是人不堪其重的负担──人不可能不是自由的。同时他又指出，人的活动、选择、谋划又是给偶然以超越，给荒诞以根据，给自由以本来面目，给非理性以理性重建，人由此而获得拯救，虽然这种获救可能是一个永远不断的过程。贯穿在萨特作品中的一条红线就是，一个人的自由同他人自由的关系，一个人的自由同他所处的境况的关系。而这正是“二战”后广大法国公众迫切需要了解的东西。
人们并没有太懂他的意思，他们如同一群精神饿狼，只要发现一点可供咀嚼的东西，就会连皮带骨头整个地吞进肚里。他们欢叫着，又引来更多的嗷嗷待食者。待到需要回味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好象他们需要的和他们得到的不是一回事，味道有些不对。萨特并没有给他们一种逃避责任的机会，并没有给他们虚假的安全感。萨特比他们所需要的走得更远，远多了，这得使他们赶快从他那里退回来，发现再继续下去是难以忍受的。
大多数公众，甚至包括许多专业评论家都只是根据萨特那个“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来了解和评判萨特的，而它面向大众，本身就不得不把思想作某种程度的简单化，再加上理解上的差异，公众心目中的萨特同实际上的萨特完全不是一回事。一天，一个打扮得雍容华贵的中年妇女问萨特：“尊敬的萨特先生，照您说，他人就是地狱？”萨特作了肯定的回答。她眉开眼笑地回应道：“噢，那么，我自己就是天堂了，”对于这种理解，萨特只有苦笑。
萨特还发现，名声并不一定是个好东西。公众把他当偶像崇拜，希望他不同寻常。如果他能遵从公众的意愿，像一些歌星、影星那样刻意包装自己，以一种人们需要的假面出现，或许能不断得到大众的喝彩。但萨特不愿成为公众和舆论的俘虏，他我行我素，一如往常；既不打扮自己，也不参加社交界；他还是住在公寓楼，还是经常去咖啡馆；他没有任何名人派头，从不以出名作家为幌子。这样，反而遭到那些崇拜他的公众的嫉恨。他们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一天晚上，萨特正要走出饭馆，一个一直恶狠狠地盯着他看的男顾客对坐在旁边的老婆说：“嗨，你瞧，这家伙也擤鼻涕！”
现在萨特遭受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之猛烈，就像当初崇尚他一样。攻击者把一切他们看不惯的东西都贴上存在主义的标签，然后归到萨特头上。甚至社会上流行的时装样式、年轻人时髦的生活方式，都被说成是存在主义的。然后这些人责问：“既然萨特的哲学导致青年人去寻欢作乐，那它还有什么价值呢？” 因此，萨特不禁对波伏瓦感叹道：“对我来说，名声，就是他人的敌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