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期间，萨特完成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
1939年应征入伍后，萨特就计划写这本书，作了大量笔记，勾勒了大致框架。1940年4月中旬回到巴黎休假时，他同波伏瓦谈到自己的哲学构想：他想把自己多年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写进一本哲学专著中，这部书的内容应该比关于想象的书广泛深入得多。萨特觉得自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要么什么都不写，要么就写些最根本的东西。
萨特在部队时接到一个通知，他的小说集《墙》获得民众主义文学奖。他在是否接受这笔奖金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从内心说，他不愿意自己被贴上任何标签，实际上他同民众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他现在正缺钱花，这笔钱正好可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想来想去，最后他决定问问波伏瓦，由她来拿主意。但他马上意识到，这其实还是自己在作决定，因为他太了解她了。波伏瓦的态度，他还没去问就已经知道了：“什么标签问题！我们需要钱，现在有人提供给我们，我们就去得到它。问题很简单！”等到萨特真的去问波伏瓦时，她的回答跟他预想的几乎完全一样。
由这件事，他对自主选择问题作了深入思考：明明是自己作出的决定，又不肯或不敢承担责任，反而转嫁到他人身上，但终究无可推卸，因为这种转嫁仍是一种选择，不选择就是选择了不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注定是自由的，他不可能不自由。他将自己这些关于自由的思想纳入到要写的书中。
被俘后他仍然继续着自己的哲学思考，写了一些篇章。在战俘营，德国人允许战俘看海德格尔的著作，于是萨特要了一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是他当时唯一可能有的哲学参考书。
逃离战俘营回到巴黎后，1941年秋，也就是在决定解散“社会主义与自由”抵抗小组以后，萨特又开始动手写这部书，1943年初完成了这部巨著，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这也是萨特生活最艰苦的时期。食物匮乏，常常吃不饱肚子。不过萨特很能忍受，随便怎样差的东西他都能吃，有时甚至不吃东西就去写作。
当时巴黎煤炭短缺，电力供应不足，经常停电，甚至连蜡烛也不容易弄到，萨特住的房间又冷又暗。他住处附近有一个弗洛咖啡馆，那里用乙炔照明，感觉没这么冷。于是萨特每天晚上都去“弗洛”，他的哲学写作活动大都在那里进行。这部《存在与虚无》甚至可以冠上咖啡哲学的名称。其中有一段关于侍者的著名描述和分析想必就是一边观察一边写作而成的。
看起来是很艰苦的环境，从写作者来说，也许是最适宜的环境。当然，这也要看是什么人。几年后萨特向访谈者回忆这一段生活经历时说：“我在自己的房间时，总想躺在床上，而在咖啡馆我是在工作，我所有的书都是在那里完成的。这是一个人们互不相干的场所，那里存在着他人，但他们并不关心我，我也完全不必考虑他们。那些陌生的客人在我旁边的桌子不停地争吵，但他们的吵闹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相反地，一个女人和几个孩子即使为了不影响我而悄悄走过，却更会打扰我。我不能承受一个家的负担；在咖啡馆，他人仅仅是在那里而已。门打开了，走进一位漂亮女人，坐了下来。我看着她，马上就能将注意力转回我的空白稿纸之上，她不过像我意识中的一阵冲动，很快就过去了，没有留下任何东西。”（“1945年10月23日在布鲁塞尔的谈话”）
从思想来源看，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对《存在与虚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现象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意识是某物的意识——是萨特在该书导论中采用的一个基本观点。另一方面，萨特早在写这本书之前就已经对胡塞尔的现象学采取一种扬弃的态度，开始形成自己独创的哲学思想。例如，当他发现自己所写的一部名为“心理”的书中仍然有不少地方是重复胡塞尔的思想时，就毫不犹豫地将其统统删掉，尽管它们是用与胡塞尔不同的方式表达的；只留下薄薄的数十页，那完全是他自己的见解。到他写《存在与虚无》时，可以说，其中都是他自己独创的哲学思想，尽管仍然可以从该书看到从现象学脱胎而出的痕迹。
另外，从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到海德格尔的某种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实质性的。战前萨特读过海德格尔的东西，但并没有深入其著作之中，而这时萨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后来他深入研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完全是偶然因素所至：他在战俘营能够获得的只有这一本参考书。《存在与虚无》的哲学思想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是根本不同的。这一点，无论是萨特本人还是海德格尔都是这样认为的。海德格尔很讨厌人们将他和萨特都称为存在主义者，明确表示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萨特也说，虽然他在写《存在与虚无》时受到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但他在其中表述的是自己的哲学思想而不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发挥。
《存在与虚无》还有一个思想来源通常不为人们所注意：这就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法国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萨特所受的哲学教育主要是法国传统理性哲学，这一点对于该书的写作有较大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受其它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萨特对自身生活的体验，萨特又力求让自己的哲学思想超出这一理性主义传统。这两个方面的对立和融合构成了本书的一个特色。萨特后来回顾说：“我的早期著作是一种关于意识的理性哲学。对于个体中明显的非理性过程的探索对我是很有好处的，《存在与虚无》事实上仍有理性主义的遗迹。但它终究成了一种非理性主义，因为它不能对那些既是下意识，又是理性，却又作为非理性而存在的过程作一个完全理性的解释。”（《思想纪游》）
总之，萨特是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其构筑新本体论的方法。同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萨特一个重要的思考生长点。而这些经过萨特的手揉合为一种全新的东西，不同于原先的现象学和理性主义哲学。按照萨特的说法，这是他自己创造的一种实在论哲学，使经验能够综合超验物，理性能够包容非理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