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中旬，萨特所在部队转移到阿尔萨斯，法德边境。部队没有接到进一步行动的明确指令，而德国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他们的大炮已经把不远处的一个村庄夷为一片废墟，萨特他们从高处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显然第二天敌人就要打过来了。这时，部队开始出现混乱，指挥官犹豫不决，不知是径直冲上去打，还是设法避开对方，最后，他们竟抛开整个部队单独逃跑了。而萨特和其他士兵并不知情，仍然安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萨特被一阵枪声和喊叫声惊醒。他立即意识到：德国人打来了。他赶紧穿上衣服，走了出去──他是睡在一个农民家中，一出门就当了俘虏。德国人大声呵斥着他和他的同伴，用枪逼着他们往前走。随着一阵巨响传来，萨特看到，一枚炮弹击中了附近一个教堂。那里面有前一天到达这里的部队，不是萨特所在的部队。他们没有投降，于是德国人向他们开了炮。这一刻萨特感受到一种深深的耻辱，一种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放下武器的耻辱。虽说这时也没有任何可以抵抗的条件，但看到在教堂抵抗敌军的人们，他仍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羞耻。在德国人步枪的押送下，萨特和同伴通过广场来到指定的地方。萨特后来在小说《自由之路》第三卷《心灵之死》中描述了当战俘的情况，小说中布吕内的经历就是萨特的经历。
这一天是6月21日，正好是萨特35岁生日，他在35岁生日这一天做了俘虏。更为奇特的是，在他当俘虏几个小时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停战协议开始生效；也就是说，如果这场战斗晚发生几个小时，萨特和他的同伴的命运就会完全不同。偶然性、荒诞，他早就体味过，但那主要是在精神上，现在则以最残酷的形式在他身上现实地重演。
萨特和他的伙伴在德国人的押送下走着，不知道要被押往何处，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战俘们私下议论着，有的人抱着希望：德国人会在一．两个星期内释放他们。他们被带到一个宪兵队营地，后来知道这是在巴卡拉，在斯特拉斯堡和南锡之间。他们被安排睡在地板上，一间房十几个人。除了地铺，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一张桌子，没有一把椅子。 这还不是主要问题，到后来，他们甚至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因为管理这个营地的德国人根本没有把这些战俘当回事，有几天时间忘记了这儿还有这么多人。由于一连几天吃不到任何东西，萨特他们极度虚弱地躺着，开始出现精神错乱的症状。幸运的是，管事的德国人突然记起了这些战俘，又开始给他们食物，他们总算是活过来了，但身心受到很大摧残。几乎都失去了笑的能力。萨特有一个多月没有洗澡和刮脸，身上开始长虱子。
即使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萨特在被俘一个月后就继续自己的写作。他趴在地板上，写他的小说和哲学，每天要写许多页。他实践了自己对波伏瓦说的话：“一个人即使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也可以生活在平静之中！”现在，写作就是他的生命，这也是他唯一能表达自身自由的方式。
最后的结果比战俘们预料的都要坏：他们原以为会被留在法国，直到有一天德国人平静下来，就放他们回家，而到了8月中旬，他们被装进火车运到德国，送进特里尔的一个战俘营，在山顶上。战俘营的一边是一条路，路的另一边是一个德国人的营地，有许多战俘被派到这个德国营地干活。这儿靠近卢森堡边界。
因为懂德语，在战俘营萨特被安排为医院的翻译，同两个战俘同居一室，平时可以在营内走动。他后来回顾战俘营的境况时说：“这儿既不能过又很容易过。”正是在这里，在战俘集中营，在这所监狱里，萨特才真正找到他自以为有使命找到并通过文学把它公之于众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真理。他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面临各种危险的国家里，他自己正面临着各种危险。他体会到被囚禁这一深刻的异化，体会到在极端情况下人与人的关系，体会到敌人，真正的敌人。而他和同伴们有一种整体感，一种被打败的思想，一种当了战俘的思想，这在那个特殊时刻比任何别的东西都重要得多。
在这里，他得同自己的敌人接触，还得服从他们的命令。这里有一个战胜者的社会和一个战败者的社会。什么是敌人，他现在有了真正的认识；这并不是同一个社会中用文字或语言来攻击你的人，而是全付武装、随时可以置你于死地的人。
萨特经受了一次死亡的威胁。一天晚上，在打了熄灯铃后，他正慢慢走回住的房间。突然，一道手电光照射在他的脸上。哨兵开始喊叫起来，用枪刺威胁他。萨特猜想这个家伙不一定会刺穿他的腹部致他于死命，但很可能想刺伤他的大腿让他疼痛难受。这个哨兵正等着萨特转过身去。萨特慢慢地转着身，转得很慢很慢。他从未像现在这样生动而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背部肌肉的无力。最后他被狠狠地踢了一脚，摔倒在住处的门上。当他走进这房子时，他大笑不止，──这是神经紧张的反应。当他告诉同室人他为什么笑时，他们也跟着大笑起来。
在战俘营同德国人接触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更多的是同自己人在一起。在这里，萨特重新寻找朋友和友谊。他结识的一个朋友是贝尔纳，战前也住在勒阿弗尔，是一家报纸的编辑。贝尔纳性格开朗，为人风趣，能说会道，还善于弄到别人很难弄到的食物——这在食品匮乏的战俘营实在是一大特长。他常常帮助萨特；更重要的是，在战俘营他们一起工作，共同抵抗通敌的官兵，这是他们友谊的基础。
萨特还同一个叫勒鲁瓦的神父关系很好。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之间有时更谈得来一些。勒鲁瓦根本不在意萨特是一个无神论者，有一次他甚至对萨特说：“如果上帝诅咒你，我也不会进他的天国。” 这个神父为人正直，不自私。据说被俘教士中有一个获释的名额，许多人都去争夺这个机会，而他拒绝这样做，他说神父的职位没有给他任何特权。萨特因此很敬重他。他也很喜欢萨特，乐于向萨特说心里话。
教士中还有不少人以前读过萨特的作品或听说过他的名字，他们有意同他结交。萨特对他们说，如果能找到一些听众，他可以作一个演讲。大约有20来个战俘聚集在一起，萨特给他们讲述了德国诗人黎尔克、法国作家马洛和德国哲人海德格尔关于死亡的观点。在这个随时可能遭遇死亡的时刻，萨特的演讲具有特殊的意义。
大约３个月后，也许德国人有了更合适的人员，萨特的翻译职务被解除了，他很可能接着被派去干苦力。为了避免这种不利环境，萨特报名参加演员的行列。所谓演员，就是星期天在一个大仓库为集中营的战俘和管理者作表演的人。他们有吹小号的、玩杂耍的、拳击手、摔交手等等，大约十几个人，单独住在一个大房间里。
这些人萨特都不认识，但他可以同他们打成一片。晚上大约8点半钟熄灯。熄灯后，他们把蜡烛放在小罐头盒上，萨特开始讲故事，大家都喜欢听。他坐在营房当中的桌子旁边讲着，没有脱衣服。而别的人都在床上躺着。这时萨特感受到一种个人的重要性，他是使他们高兴和感兴趣的伙伴，他使这些听着故事并乐得大笑的人结成一个总体。在这个总体中他承担了自己的自由。他在自身自由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社会，他第一次有了一种关于社会性的实在感。
萨特努力同周围的人接触，同他们建立某种关系。但他对周围的人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有着严格的区分。有些人他很不喜欢。他不喜欢那些不光明正大的人。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中总有某种规则。在这个战俘营，人们在一起生活，要相互信任，相互征求意见等等。而那些为自己捞好处的人很可能变成真正的敌人；这些人不能待人以诚，不愿意承认自己做过的事，胡乱编造一些东西骗人；萨特无法容忍这种骗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