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暑假，萨特和波伏瓦去了意大利。选择意大利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是省钱。墨索里尼在罗马搞了一个法西斯主义展览会，为了吸引参观者，给铁路车票打七折。他们先是游览了意大利中部的一些城市，在佛罗伦萨呆了半月，然后到了罗马。他们住在塞万提斯呆过的索尔旅馆。罗马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广场、喷泉、花园让人赏心悦目。但法西斯的存在使这些美景黯然失色。整个城布满了标语，黑衫党人横冲直撞。天刚刚黑下来，街道上就行人全无了。
一天晚上，萨特和波伏瓦打算在外面呆一个通霄，充分领略一下罗马城的夜景，直到太阳升起。午夜时分，他们正在纳沃那广场的喷泉旁聊天，突然身后射来两道手电筒的光亮，两个黑衫党士兵过来盘问他们，这么晚在这儿干什么；看到他们是外国游客时，士兵的态度稍稍和缓一些，但仍然要求他们回旅馆睡觉。萨特和波伏瓦对此不予理会，继续前行。３点多钟，他们来到椭圆形竞技场，突然身后又射来一道手电筒的灯光，再次遭到严厉盘问。看来作彻夜游的打算是无法实现了，萨特和波伏瓦不禁相对苦笑，最后只得回到旅馆。
在威尼斯，他们头一次看到德国纳粹褐衫党徒；与瘦小的法西斯黑衫党徒相比，他们一个个身高体壮，目光呆滞，走起路来步伐僵硬。想起3万名褐衫党徒在纽伦堡接受检阅的情景，萨特和波伏瓦不禁毛骨悚然。而萨特更是想到，一个月后他就要去柏林，得天天从这些家伙身边走过，不由得心情坏了起来。
暑期过后，萨特去了柏林。他很喜欢柏林这个城市，但这时纳粹的阴影笼罩着这个城市，每当在街上与褐衫党徒相遇时，他就体验到在威尼斯第一次看到他们时那种难受的感觉。虽然这时萨特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仍然愿意以自己的行动帮助那些被纳粹恶势力迫害的人。萨特的一个老朋友正与一个德国犹太女子谈恋爱，他们想鸿雁传情，经常互通书信。但那时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经开始。如果纳粹知道这个犹太女子与法国人通信，可能会受到牵连而倒霉。于是萨特充当起“红娘”的角色，在俩人之中传递信息。那位朋友先将信寄给萨特，萨特再将信转寄给那女子。这一秘密信息通道一直保持到萨特留学结束。
1934年暑期，萨特结束了在柏林的进修生活，同波伏瓦一起，在德国境内旅行一番，然后回国。萨特约好在汉堡同波伏瓦会合。这是一个港口城市，到处是船，与之伴生的是一家家水手餐馆和各种各样供他们寻欢作乐的下流场所。待价而沽的烟花女郎站在装饰精致的窗后表情始终不变，有如橱窗里的模特儿。萨特和波伏瓦在码头和贫民窟逗留了一阵，然后乘小船沿易北河溯流而上，他们来到黑尔戈兰岛。在这里遇到一个德国人，40来岁。他自我介绍说，在“一战”时，他是一个陆军中士。谈着谈着，他的嗓门高了起来：“如果再打仗，我们不会被打败，我们会挽回面子来的。”
萨特心平气和地回答：“为什么要打仗呢？我们应该争取和平，”。
中士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面子第一，我们首先得挽回面子。”他脸上显现出一种赤裸裸的憎恨之情。这张充满仇恨的脸，让他们一路之上都忘记不了。
在施拉尔松，萨特和波伏瓦看到，一方面，餐馆的人们喝着啤酒唱着歌，显得平静和悠然自得；另一方面，一队队褐衫党士兵迈着整齐划一的步子前进。人类的温馨和人类的凶残就这样不协调地交织在一起。在德累斯顿，波伏瓦还遇到一件让她很气愤的事情。当她在咖啡店的盥洗室化妆时，侍者过来严厉制止她：“不要抹口红，这是坏事！在德国，我们是不往嘴上涂红的。”
他们穿过国境，来到布拉格，觉得呼吸畅快多了。在布拉格，大街两旁开设了许多法国式的咖啡馆，他们在这里重新找到几乎被遗忘的愉快和轻松。布拉格的街道中世纪广场、犹太人墓地，在他们眼中都富有魅力。
他们本来还打算去维也纳，多尔富斯被刺身亡的消息使他们改变了主意。他们去了慕尼黑。这里绘画陈列馆的展品让人赏心悦目，大啤酒店也十分壮观气派；只是那些喝啤酒的大块头的巴伐利亚人，口中大嚼香肠，毛茸茸的大腿露在外面，让人看了感到大煞风景。他们来到纽伦堡，这里风景如画。但现在这幅风景画里平添了的几千面纳粹党旗在窗口飘扬。大规模阅兵式，伸直敬礼的手臂，虎视耽耽的眼睛，如痴如狂的百姓，这些都让萨特和波伏瓦的心情分外沉重。
他们接着旅行，准备再次穿越国境，但带德国货币是非法的，于是他们把零钱换成了一张大面额钞票，萨特把它藏在火柴盒底层。海关官员搜查了书和梳妆盒，却没有碰火柴盒。在奥地利，他们感到气氛也比在德国轻松。然后他们再次来到慕尼黑，为的是到阿默高村看有名的“耶稣受难”剧演出，这是迪兰和卡米耶特别向他们推荐的。
这个村在1633年遭受天灾，村民许下心愿，在1634年首次演出了耶稣之死。以后每10年演出一次。现在正好是演出300周年纪念，演出活动特别隆重，前来参观的人也特别多。演出在一个可以容纳２万人的大厅进行，从早上8点一直演出到中午，又从下午2点演出到傍晚6点。这么长的时间，演出能够始终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这的确是戏剧界的一个奇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