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萨特去了勒阿弗尔，波伏瓦跟他一起去——她要等到暑假后再去马赛报到。他们对这个海港城市的印象还不错。在勒阿弗尔学校，萨特与同事之间保持着一般关系，见面时彼此客客气气地打一声招呼，但都没有进一步了解和交往的愿望。这些同事中只有一、两个人对他有一种不太明显的好感。一个是教语文的，喜欢拳击运动，萨特也喜欢。这样他俩的关系比较好。波伏瓦去勒阿弗尔看萨特时，这个老师带着女朋友同他们一起登山运动。还有一个教体育的也同萨特关系较好，他挺会讲故事，常常对萨特讲一些男人与性有关的故事和打斗方面的故事，而萨特也喜欢听。不过萨特对这两个同事的好感和交往完全局限在日常生活上。他不是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上同他们交流，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将他们当作知识分子，因此，萨特和他们之间还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友情。
相对来说，萨特同勒阿弗尔学校学生的关系要比同事密切得多。学生中他并不喜欢那些成绩特别拔尖的学生，而是对那些有思想的学生更感兴趣一些。在他看来，这些学生已经开始学会独立思考了，他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大约也就是七、八岁；他一个人住在宿舍里，不住在家中，空闲时间较多，这些都跟学生的情况相似。这样，萨特同他的一些学生交上了朋友，他经常同这些学生一起练习拳击。其中一个叫雅克·博斯特，以后同萨特建立了更为亲密的友谊，成为“自家人”，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萨特去世。
萨特到了勒阿弗尔，但他的交往中心仍然在巴黎。休息日和假期他回到巴黎同朋友们聚会。 这时他同尼赞仍然有交往，但关系已经比较冷淡；他同吉尔和莫雷尔夫人交往要密切得多。吉尔很看重同性之间的友谊，同时也显得敏感多疑。一般情况下萨特总是带着波伏瓦同吉尔呆在一起，吉尔因此很不高兴。有几次他明确向萨特表示，只希望萨特一个人来看他，或者他同萨特单独呆在勒阿弗尔。
现在萨特有了正式职业，有了固定的收入，日常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但并没有很多的钱，有时候手头还很紧。一次他们住在巴黎他俩常住的地方，布卢瓦旅馆，这时他们手中几乎一文不名了，而第二天同学阿隆要来看他们，萨特得招待他吃午饭。如果事情只是涉及到他自己，他会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不吃午饭就是了。”但这是请别人吃饭，该怎么办呢？波伏瓦建议他向这个熟识的旅馆老板借点钱，很快就还。萨特坚决不同意。他们为此吵起来了。他们在蒙巴拉斯大道上走来走去，就这个问题上争论了一个多小时。
波伏瓦说：“这有什么关系？就算他是他是一个平庸的人，我们只是向他借一点钱。……”
萨特很生气地回答:“不，我不愿意让他觉得我欠他的情！”
这就是萨特，一个一辈子不想在任何事情上求人的人，特别是求男人，否则就难以忍受；萨特的这一表现让最理解他的波伏瓦也感到殊不可解。不仅借钱，甚至连问路这样的小事，萨特也不愿意向人开口，他觉得别人可能会讨厌他。也许这是一种骄傲和自尊，同时也是一种被掩饰的自卑或对敌意的提防。
最后他们还是请阿隆吃了饭，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应该是波伏瓦出面借的钱。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阿隆和萨特常常就一些哲学问题进行争论，而争论并没有什么结果，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萨特在勒阿弗尔教书期间，阿隆到柏林进修德国胡塞尔的现象学，这时刚刚从柏林回来。长期以来，萨特在哲学上一直有个难题没有解决：他要寻求一种理论，既要说明意识，又要说明实在，即用一种实在论来解决意识问题。他很想听听阿隆在这一方面有何高见。
吃饭的地方在蒙巴拉斯大道的煤气路灯饭店，萨特定了一个包间，他们可以边吃边谈。萨特发现，阿隆关于哲学的见解比以前深刻了许多。阿隆大谈他在柏林进修期间学得的胡塞尔现象学；他告诉萨特，现象学避开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歧，既强调了理性，又把我们感知的实在性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这时他们正喝着鸡尾酒，阿隆指着自己杯子里米黄色的鸡尾酒对萨特说：“小伙计，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就能谈这个鸡尾酒，就能从酒中搞出哲学来！”听到这儿，萨特激动得脸色发白。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按自己所见所闻的感觉来描述事物，并在这个过程中抽象出哲学来。
这时萨特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并不成熟，特别是没有一个可以清晰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现象学似乎就是他所希望的方法。一天萨特在圣米歇尔大道买了一本勒维纳斯写的介绍胡塞尔的书《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论》。他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甚至来不及把书的毛边切开。当他翻到论述偶然性的章节时，紧张得心跳都要停止了：会不会有人抢在他的前面了？他甚至对波伏瓦绝望地喊道：“噢，他已经发现了我的全部思想！”读着读着，他发现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胡塞尔的体系中，偶然性并不重要──不管实际情况怎样，在勒维纳斯的叙述中，胡塞尔对此只有一个刻板的模糊轮廓。
于是萨特下决心对胡塞尔作一番认真的研究。而阿隆也怂恿他下一年去柏林补自己在法兰西学院的缺，萨特为此作了准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