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落西洋：中国航海史上规模最大的谢幕
１４３３年４月的印度古里海岸停泊着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在这支由两百余艘船只和近三万名船员组成的船队中，装载着来自东南亚、阿拉伯以及东非的奇珍异宝和无数货物。在三个月后，这一切都将属于明朝的皇帝，而在茫茫大洋上，所有的这些都属于郑和———位已经六十二岁的宦官。令人遗憾的是，不管大洋信风是多么强烈，也无法把郑和送回故乡了。这位一生中有一半时间生活在海洋上的船队领袖在回航的路途上已经病入膏肓，而接受他遗体的竟然是异国他乡。
郑和是个虔诚的穆斯林，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去世之后的教徒必须用白色的布包裹全身，不需要装在棺材里，一定要在三日之内深埋在地下，而此时船队要回到中国最快也得三个月。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或许客死他乡对于郑和来说也并非是种悲哀。他的一生都在中国和西洋各国之间来来往往，而现在，他可以把自己的身体永远留在西洋，这儿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他的半个故土了。六十五年之后，西方第一位发现印度的航海家达·伽马也正是在郑和去世的古里踏上了陆地，不过对于印度来说，达·伽马开启的不仅仅是贸易的大门，更是占领和掠夺的大门。于是在四年之后达·伽马再次来到印度时，随船带走的已经不仅是印度的香料和财宝了，还有郑和船队赏赐给印度王公的瓷器和丝绸。这些瓷器和丝绸或许可以称得上是近代中西方航海理念碰撞的第一批见证者，中国在航海中是柔化远人，而西方在航海中则是掠夺索取。这种区别也直接导致了明朝之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变化以及世界海洋格局的变化，欧洲从此依赖东方获得了蒸蒸日上的资源和动力，而东方则在西方的掠夺下日益衰败。
和郑和一起七下西洋的王景弘继续把这支失去了主帅的船队带回了中国，对于明朝的皇帝而言，郑和生时是一颗重要的棋子，而死后则只是一个平凡的太监。历史记载宣宗赐葬郑和于牛首山脚——这个地方并不是因为风景秀丽而被选中——只是因为南京去世的太监们都葬在此处。从规模上来看，郑和的坟墓非常普通，在几百年里隐没在杂草之中。
在郑和去世后，王景弘曾经短暂地去过苏门答腊等国，在规模上只能算是一般的官方出访。１４３５年，三十八岁的明宣宗逝世，他也是明朝历史上最后一个热衷于下西洋的皇帝。对于明朝后来的皇帝而言，成祖和宣宗的下西洋只是一段有趣而遥不可及的历史，他们可以在戏台上看戏班排演三保太监下西洋，但是在真正的大洋上，已经再也没有郑和宝船那样巨大的船只了，而对于西洋各国而言，中国的影响力也逐渐衰弱，直到最后臣服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
随后的英宗在登基的第一年就发生了一件前文已提及的悲惨的事情：随着郑和船队来中国纳贡朝拜的各国使节们由于明廷罢航而难以回国，于是他们不得不在中国等了三年，一直到新皇帝登基才搭乘爪哇国的船只回去，但是在海中遭遇了风暴，溺死了五十六人。如果郑和船队还在的话，发生溺毙外国使节的事情还是很少见的。也正是在发生海难的一年中，国内苏州松江等主要产粮区发生了严重的灾害，英宗不得不发诏免除当地的赋税。明朝的内忧外患才刚刚开始，永乐帝留下的一个巨大而空虚的国家使得后世的皇帝难以操控，捉襟见肘之事接连不断。国内政局的混乱导致了经济发展的缓慢，而北方军事势力的觊觎成为明朝长久的心腹大患，如此窘况使得明朝根本没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去支撑一支庞大的船队出使西洋。英宗曾经想重新体会成祖和宣宗时万国朝拜的辉煌，准备派遣太监马云率领船队重复郑和的航线，但是刚提出这个意见就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当前国内最为要紧的是安定边疆和解决民众的生存问题，而下西洋只能给国家带来更为严重的经济和军事负担，百害而无一利。英宗迫于压力，不得不放弃了下西洋之举。这件事情发生在郑和最后一次西洋之行的几十年后，明朝就已经迅速地衰败下去了。而在十几年后的成化年间，郑和下西洋的所有资料为刘大夏焚烧，从此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第一手的、最为权威的资料就永远消失了，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巨大的遗憾，还有不尽的未知。
罢下西洋之后，明朝越发严格地执行明初制定的海禁政策。在《大明律》中关于海禁有明确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由此看见禁令的用刑之重。郑和去世后，明朝全面封锁海疆，严禁国民出海，并禁止民间制造两桅以上的海船。如此作为的目的不仅是制止民间和国外的走私行为，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抵御长久以来倭寇对沿海地区的骚扰。明英宗派遣重兵防守战略要地，增筑城堡，在某种程度上对减轻倭寇之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到了明世宗嘉靖二年，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事情：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僧人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遣瑞佐及宋素卿先后至宁波向明朝纳贡。宗设先到照例应该先予接待，而宋素卿本是宁波人，熟悉明朝政府的运作机制，于是通过贿赂主管太监，居然被先行验收货物，而且接待规格远在宗设之上。于是宗设大为不满，竟然在公堂之上就追杀瑞佐，并向明朝守军发起攻击。宗设带领手下肆虐宁波等地而遇到的抵抗却非常不力，连备倭都指挥刘锦等人都遭杀害。这本应该归罪于明代中期海防力量的废弛，当时海防军队数量都不及永乐年间的一半。但是宰辅夏言等大臣却将问题归咎于市舶司的存在，认为“倭患起于市舶”，并建议罢置市舶司，而明世宗于是同意下诏取消了市舶司的设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