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和厂卫：永乐盛世中的政治恐怖
１４２１年，五十岁的郑和带领着他的船队第六次浩浩荡荡地离开南京，南下西洋；六十一岁的朱棣也诏令他的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地离开南京，北上新都。这是郑和在永乐年间的最后一次下西洋，而迁都北平的朱棣似乎更喜欢自己的发迹地，随后在那簇新的宫殿里发布了停下西洋的诏书。郑和回来后则留在南京做守备，虽然南京守备大权在握，可以节制留都卫所，但是习惯了海上生活的郑和从此消沉下来，而把心思放在了真主和佛陀身上。
在迁都之前的二十年中，伴随着郑和六下西洋的并不只有一个强大的永乐盛世，还有一个盛世的另一面：朱棣王朝的诸多内忧，这些同样是郑和的时代不可忽视的真实。靖难之后的清洗加上之前太祖削除功臣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内廷和外臣之间的冲突已经越发明显，前者的壮大倾斜了政局的发展；南下西洋，北征大漠，东定日朝，西结藏地，以及十四年营建北平皇宫，给全国经济发展加上了沉重的枷锁。
靖难之中朱棣也在征伐中多次受伤或者被困，在攻克南京夺得皇权之后立刻对建文旧臣进行迫害，这种举动非常类似他的父亲朱元璋。洪武年间朱元璋多次寻找各种借口清洗了那些为自己坐稳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胡惟庸案“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军功显赫的蓝玉被诬谋反，朱元璋下诏：“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除了这两次大规模的政治屠杀之外，还有很多功臣被赐死或者死因不明，包括明成祖朱棣的岳父，朱元璋呼其为兄的徐达，立下大功的军师刘伯温以及王侯大将华云龙、廖永忠、王弼、冯胜、傅友德等等，不一而足。这一系列的屠杀使得洪武末年朝中几乎没有什么能征善战的将领，惟独沐英逃过一劫，也只是因为朱元璋需要他镇守云南。这种大规模的持续屠杀带来的后遗症是朱棣靖难起兵时，建文帝几乎没有什么堪用的武将，李景隆之流不仅连续兵败，而且耗尽了建文帝的兵力和军饷，可以说反而帮助了朱棣。
朱棣非常熟悉他父亲朱元璋稳定天下的手法，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在称帝伊始就展开了浩大的政治清洗。在内廷方面，朱棣清宫三日，诛杀了一大批宫人、女官和宦官，将建文帝立的太子以及三个兄弟杀害，并幽禁了他的母亲和两岁的幼子——后者据载被幽禁在朱元璋的故乡凤阳，直到五十七岁时才放出来，不辨牛马。在宫廷之外，朱棣发布了一个“奸臣榜”，黄子澄、齐泰、方孝孺和铁铉等五十余位建文旧臣都在其列。黄子澄和齐泰被凌迟处死，方孝孺不愿意为朱棣写继位诏书被诛“十族”——九族亲眷加上学生近九百人依次在方孝孺面前被杀，而方孝孺依旧不屈，被凌迟处死。兵部尚书铁铉至死不肯直面朱棣，并背对着他大骂，终被寸磔。铁铉的八十多岁的父母被流放到海南，儿子被流放到河池，妻子和两个女儿被充入教坊司当妓女。御史大夫景清案比方孝孺的诛十族更为严重，景清刺杀朱棣不成，朱棣命人用铁刷子将景清的肉刷掉，把骨头打碎，而且还“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这种瓜蔓抄比十族更为广泛，稍有牵连就会获罪。建文帝旧臣除了自杀外被朱棣处死者达万人，虽然以暴力手段安定了天下，但是牵连太广，难得民心。朱棣苦心经营想掩盖自己夺得皇位时的大规模虐杀，在永乐二十二年的甲辰科举考试中，本来状元是孙日恭，但是朱棣看到这个名字觉得不妥，竖着读“日恭”两字就是“暴”，觉得有损大明形象。于是从三甲中点了一个叫“邢宽”的人，“邢宽”和“刑宽”谐音，显示其量刑以宽昭示仁德的治理方针。
朱棣的残酷迫害使得朝中大臣都非常畏惧，在很多时候不敢直言。永乐二十多年间，因为直言而被朱棣处死的并不少见。由此虽然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但是在政治决策中出现偏差时也难以调节，这样权力的重心逐渐偏向朱棣的宠臣和内宫的太监。朱棣在永乐十八年开设了东厂，其职责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东厂具体管理归司礼监，东厂提督一般均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第三人充任，被称为督主，有关防一颗，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一般宦官外出，所持印信是没有“钦差”二字的，足以见得东厂的身份特殊。东厂侦缉范围极广，包括文武百官平民百姓，但在侦缉过程中常常徇私枉法，成为“内戚、中宫泄愤抱怨”的机构。朱棣此前还恢复了朱元璋本已废除了的锦衣卫，能够侦察皇帝以下包括太子在内的任何人，并可以直接逮捕以及审讯官员和平民，连刑部和大理寺都无法改变锦衣卫诏狱中的审判。后来锦衣卫的指挥使纪纲因为阴谋反对朱棣而被处死，从此朱棣更加倚重宦官，所以东厂的势力在大多数时候要大于锦衣卫。自此厂卫之祸扰乱了朝纲，不仅加大了君臣之间的猜忌和隔阂，也造成了宦官和朝臣之间的巨大冲突，使得“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而这些纠结在一起，成为郑和的时代中明朝的上层建筑层面上的内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