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和南宋通商的国家达五十多个,多为海路来往,而很多西方商人由于经常来到中国或者久居中国,都拥有了“中国”的附名,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某某”。在这些西方商人中,阿拉伯的商人们给南宋朝廷赠送了数量惊人的奢侈品,而作为回报,这些穆斯林得以在广州、泉州和扬州等地大量建造清真寺。宋代对西方的了解已经相当深入,而宋代的瓷器更加精美绝伦,征服了所有的西方人。阿拉伯人将这些精美的器皿称为“中国”,在英语中,瓷器(china)和中国(China)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开头的字母大小写不同。
蒙古的崛起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为陆地丝绸之路套上了光环。成吉思汗、窝阔台和旭烈兀三代人四十年中三次大规模的西征,征服了从中国到匈牙利、阿拉伯之间的辽阔土地。随着蒙古人的西征,丝绸之路也变成了一条极其繁忙的道路,东方各族人被迁徙到西方,而西方的贵族或者工匠们又被大军掳回了东方。一路上东西方人之间的文化交流成为主要交流方式,而贸易主要控制在蒙古人的军队之中。山东的长春真人丘处机曾经应成吉思汗的邀请去觐见他,而这名据说了解长生秘密的道士,从山东一直走到了阿姆河畔才看见了这位历史上拥有了最广阔的土地的大汗。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后来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叙了中亚的情况。在书中也提到了蒙古军队对沿途城市的掠夺方式,两三年内能够数次屠掠同一座城市,极大地破坏了欧亚之间的经济发展。在中国的道士向西行的同时,西方的教士也在向东行,天主教教士普兰·迦尔宾出使了蒙古后回去写了《蒙古历史》。
蒙古人在俄罗斯和中亚等地建立了钦察汗国和伊儿汗国等属国,全面控制了丝绸之路的通行。元大都北京城中的皇帝派遣出的使者,可以手持令牌一路畅行无阻地到达阿拉伯和欧洲。蒙古人西征对于统治中国来说,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他们习惯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所以在选择官员和对外贸易上能够使用与前朝大不相同的方法。元朝初设立了市舶司专门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后来又设立了市舶都转运司,由政府出船和钱,招募人员和海外通商,对利润进行分成,这或许是历史上最早最成形的国有企业私人承包制。元朝任用了很多外国人作政府官员,最有名的也许是马可·波罗和蒲寿庚,前者我们在前文已经提过,后者的官职更大。蒲寿庚是久居中国的阿拉伯人,被任命为福建行省长官,主要负责为朝廷招抚海外来华的商人。蒲寿庚满门富贵,仅其女婿就拥有八十艘海船,而他死后的遗产中光珍珠就达一百三十担之多。
虽然汉族人在元朝受到了歧视,但是也出现了一位堪比马可·波罗的中国旅行家汪大渊,在郑和出生之前的三四十年中两次通过海道周游列国,回国后写成了《岛夷志略》,全书一百条志略中记载了二百多个国家名和地名,对印度洋沿岸和地中海沿岸做了详细的介绍,提供了大量关于贸易、航线和民俗方面的珍贵资料。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已经由西域和阿拉伯实实在在地达到了欧洲。汪大渊著书立说的时候元朝已经处于衰亡的地步,而在几十年后的另一个朝代中,郑和将带领着一支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船队到达汪大渊书中所记叙的那些地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