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中世纪与东方：光明的向往抑或传播
郑和出生之前的近一千年，西方和东方都经历了不计其数的征服与反征服，但与频繁的金戈铁马并行的却是同样频繁的海陆贸易。欧洲大陆上那些新兴的立足者们虽然先后承认了基督教的地位，但是在俗世的世界中，它们互相争夺对大陆的控制权。而在古典时期免遭侵略的基督教拜占庭王国开始面对伊斯兰教力量的冲击，并最终将世界上最大的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了伊斯兰教教堂，用真主代替了上帝。和西方穆斯林对基督徒的胜利相似的是，东方的蒙古人取得了更大的胜利，建立了一个包括朝鲜、中国、俄罗斯、中亚和中东在内的世界上空前庞大的帝国。也正是由于这些出于东西方之间的征服者们的胜利，东西方的交往，尤其是贸易变得更加频繁和容易。
在郑和出生前的整七百年，第一批穆斯林商人从海路来到了广州定居，在这个他们称作“坎富”的东方港口得到丝绸、宝石和木料，然后通过海路运到阿拉伯或者埃及，最后到达西方。在西方，他们又装了满船的金银、棉布和毛织品到东方交易，这些航海技术成熟的“国际倒爷”从中获取了巨额的财富。最终聚集到广州的穆斯林数量多到足够进攻广州，以至于朝廷不得不关闭了这个港口，直到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的整七百年才再度开放。
穆斯林的强大给拜占庭和西方都带来了强大的压力，后者认定不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和中国人会和他们结成联盟，于是积极向东方寻求帮助。到达大汗帐篷里的基督教传教士想让蒙古骑兵帮助上帝打败真主，而蒙古人却回答：上帝和真主都是不重要的，大汗的权威才是俗世人共有的至尊。虽然传教士没有成功结盟，但是带回了这一民族的军事资料和风俗民情。但随后不久，成立基督教—蒙古联盟的希望再次出现了。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是个佛教徒，而他的妻子是基督教徒。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王国的基督教士兵的援助下，旭烈兀于１２５８年到１２６０年间，占领并洗劫了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随后又侵占了叙利亚到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地区。基督教徒们一边诅咒着让蒙古人和穆斯林互相攻击，又期望着蒙古人和他们一起毁灭可恨的伊斯兰教。
但事与愿违，１２６０年，蒙古人在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一场决定性的战斗中，被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击败。蒙古人的败退挽救了埃及和伊斯兰教世界。最严重的结果是，伊斯兰教不仅出现了盎然生机，而且使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蒙古人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最东部的蒙古人则皈依了佛教，基督教在其中获利甚少。
于是西方又把结盟的希望放在了强大富有的中国身上。在托勒密的地图中，中国虽然遥远但并非遥不可及。１２６４年忽必烈迁都大都（今北京，也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时，欧洲人也通过蒙古人的疆域首次进入中国。最早来中国的是两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忽必烈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欧洲的情况，并让他们转信给教皇。在这些信中，忽必烈请求教皇派一百名传教士来中国。如果教皇认为忽必烈有入教之心就大错特错了，伟大的元朝皇帝只是因为不想在新朝廷里起用大量的中国人而已。而教皇也许认识到了这一点，仅仅派了两名多明我会修道士去大都，最终因为路途危险，在到达小亚细亚后就折返。
和这两个不成功的修道士相比，约翰·孟德高维诺（Ｇｉｏｖａｎｉ ｄａ Ｍｏｎｔｅｃｏｒｖｉｎｏ，１２４７—１３２８）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基督徒了。他曾在地中海东部沿岸诸穆斯林国家工作了十四年，非常熟悉海路，于是从波斯湾到印度，穿过马六甲海峡，前往广州，再从广州走陆路，最终在他的后辈哥伦布发现美洲前整二百年时成功到达了元朝首都北京。随后的六年中，他修建了一座带钟楼的教堂，并拥有一支一百五十个男孩的唱诗队。罗马教皇得知这一成功后，又陆续将一些传教士派往东方，而约翰修土被派往坎富，从事另一传教活动。
在郑和之前的东西方交流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另一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Ｍａｒｃｏ Ｐｏｌｏ），他也许是整个西方世界最著名、最重要的旅行家，第一次全面地让东西方有了感性的互相认识，也激起了西方人直航中国的迫切愿望。在父亲和叔叔第二次航行中国时，马可·波罗也一同前往，于１２７５年到达忽必烈的朝廷。在中国朝廷中，他以各种身份为忽必烈服务了十七年，并且有机会游历中国各地。十七年后，同样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的整二百年的１２９２年，他护送一位蒙古公主绕过东南亚，穿过印度洋，前往波斯，同伊儿汗国大汗结婚。到达波斯后，马可·波罗继续西行，于１２９５年回到了阔别二十五年的家乡威尼斯。随后不久，他在与热那亚的战斗中被俘，于狱中口述了他的旅行见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