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３７１年，郑和出生在云南昆阳州和代村一个受人尊敬的穆斯林家庭中，此时他还叫马和。从马和到郑和，名字的变更需要二十年，在这个二十年里明朝也从一个动乱的朝廷变成一个强盛的东方大国。同样在这个二十年里，西方对东方因战乱而中断了的了解也一点点恢复，但了解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西方的探险者无法再经过穆斯林的土地或海洋来到中国，而中国却派遣出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将东方文化带到了东南亚、阿拉伯甚至非洲，在那里，中国的神秘将以更加强烈的气息扑向西方。由此也揭开了西方对东方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发现，不过这次不再是主要通过陆路，而是集中力量远涉重洋——东西方再次联系在一起，前者是陆地上黄色的丝绸之路，而后者是海洋上蓝色的丝绸之路；前者是西方对东方文明朦胧的传播和向往，后者是波澜壮阔的地理大发现——海路比陆路更加广阔、更加繁荣，这条路不仅开启了欧洲主导的全球范围内的土地和财富再分配，也开启了中国逐渐走向衰落的序幕，降下这道可悲的序幕的双手，便属于那支七下西洋的世界上最大的船队的首领郑和。
古代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是跟丝绸联系在一起的，那时候中国的名字便叫“塞里斯”（意为产丝之国）。公元前５世纪末在波斯宫廷供职的希腊人克泰夏斯，是在文字记载中提到“塞里斯”的第一人。公元前６世纪波斯帝国的崛起填补了中国和希腊两大古文明之间的广阔地域，而中国的丝绸、漆器和铜镜也跟随着马队或者驼队走过河西走廊，走过天山山脉，走进中亚和东欧，一直走到万里之外的希腊。那些在中国廉价的丝绸披到古希腊巴特侬神庙里的命运女神身上时已经贵比黄金。体态婀娜的埃及艳后和恺撒大帝都曾身披来自遥远的中国的丝绸，成为东方文明最著名的模特，崇尚丝绸衣物的时尚影响了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各个阶层。
西方从丝绸中嗅到了东方的味道，而东方也从交换回来的金银珠宝和棉织品等物品中一窥西方的神奇，但是两者从互有耳闻到直接握手花去了近一千年的时间。这一千年来西方东进的过程和东方西进的过程极为相似，都是通过一系列的战争拓展更大的疆土，也都把自己的前锋线停留在中亚和东欧，让那片土地作为一个缓冲或者中介，在这一千年中，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各自发展成为独立的体系，互相影响，共同壮大。
在西方，古希腊文明在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左右已经极其璀璨，希腊人是天生的航海家，他们往来于各处海岸，但是范围并没有达到遥远的东方，而是主要集中在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和欧洲大陆。公元前１１世纪的特洛伊战争不仅是一个凡人和众神、美女和英雄的神话，它也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古希腊的历史，断结了迈锡尼丰富的青铜文明，开启了铁器时代，使得古希腊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也为古希腊向东方开拓提供了更大的原动力。于是在西方和东方的边界上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他们大都出自小亚细亚西部的爱奥尼亚，在此古老的东方文明和年轻的欧洲相距极近。正是这些自然主义的哲学家积极思考快速变革中的希腊社会，也给后来兴盛的古希腊哲学奠定了最早的基础。
当希腊人在西方扩大贸易范围时，东方崛起的波斯人建立起了一个对其具有巨大威胁的帝国，在公元前５世纪之前的几百年中，他们以骑兵和弓箭兵征服了从印度到小亚细亚西部希腊各城邦的辽阔地域。而在更远的东方，还有一个强大的中华文明。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结成联盟以保护古希腊不为波斯人灭亡，最终在米堤亚战争中战胜了波斯人，这些得益于斯巴达强大的陆地重装步兵和雅典强大的海上舰队。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认为这场战争不仅是专制和民主之间的斗争，更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对立，而雅典在其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战后希腊人相信是神帮助他们赢得了战争，塑造了海神波赛东的雕像，而他手中的三叉戟就直指东方的敌人。
雅典人一直长于海上贸易，海上军事力量的强大使得它成为希腊的霸主，而希腊内部的矛盾也因此而生，最终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军纪严格的斯巴达人战胜了雅典，古希腊文明也逐步走向衰弱。希腊的马其顿王国成为战争中最大的获益者，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摧枯拉朽般地征服了战败后已经四分五裂的波斯帝国，也第一次大规模地促进了东西方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也正在这个时候，西方人和东方人之间的陆路交往基本畅通。中国的“赛里斯”名称已经完全让位于“支尼”，或者是印度两大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提到的“支那”，这都是“秦”的谐音，在西方兵戈纷乱的同时，华夏西部的秦王朝成为战国霸主，它的影响也到达了亚历山大的疆域中，进入西方的世界。
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他的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他的部将们各自为政，建立了许多个王国，其中位于中东的赛琉古王朝成为中国、希腊、波斯和罗马四种文明的桥梁，担负起东西方交流的中介。对于西方认识东方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亚历山大的另一名大将托勒密在埃及建立的托勒密王朝，打通了尼罗河到红海的运河，使得红海和地中海直接通航，这样整个地中海沿岸有着贸易才能的罗马人和希腊人用海船将西方文明通过海路运向东方。尤其在公元前３０年罗马征服了托勒密王朝后，埃及成为东西方海路交流的重要中转站，掌握了印度洋信风奥秘的罗马人终于可以绕过阿拉伯人，在海上和东方直接握手。
当陆路和海路都不再存有巨大的障碍后，丝绸背后的中国也逐渐向西方人露出真容。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位于伊朗高原的安息国王曾经“以大鸟卵及犁轩善眩人献于汉”，“犁轩”或说是罗马帝国，或是其在河西走廊西部建立的王国，从这个程度上看，无论是安息的使者还是那个“善眩人”（魔术师）都还不是正儿八经的西方人。此后在中国历史中还记载有西方人来中国的情况，但是在西方缺少相应的史料证明，于是可以确定西方人来华的年代是１６６年，在这一年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敦尼乌斯遣使由海路来朝，向东汉宫廷献上象牙、犀角和玳瑁。这位皇帝曾经打败安息国，让罗马的船队有可能穿过印度洋到达越南，然后北上中国。虽然在罗马史书中没有记载相应的使节往来的情况，但也许这位见到中国皇帝的使节是罗马的商人吧，把他在印度收集到的物品当作罗马的礼物送给了汉朝皇帝——这倒是件有趣的事情：西方人居然充当了两个东方文明的中介。
在西方的记载中不仅有“赛里斯”和“支尼”或者“支那”，还有其他的称谓。公元１世纪末，一个沿着印度洋航行的船员写了一本书，名为《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在书中他说他们的船只曾经到过一个叫做“秦尼”（Ｔｈｉｎａｉ）的地方，那儿产棉花和丝织品，这些东西被通过陆路运往大秦等国。从这种记述中提及的产品和贸易特征来看，“秦尼”应该是中国的地域。此后的东西方贸易逐渐发达起来，不仅在陆地上有了丝绸之路，而且埃及海港中沿着印度洋航行的船只也将东西方贸易引到了海上，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滥觞。在这段时间中，大量的记叙东方或者中国的游记得以出现，在东汉末年，西方的托勒密编了一本名为《地理志》的书，以马其顿商人马埃斯·蒂蒂亚诺斯的游记为主要资料来源，确定了东西方的位置，其中甚至包括“赛里斯”国的方位和距离。这些都表明东西方在这时候已经互相间有了多次直接的了解，而贸易层面的交流是其主要方面，不仅从陆地上而且也从海洋上形成了两条丝绸之路，虽然在随后的年代里这两条路都暂时地关闭了。
在东西方交流的历史中，西方人所说的蛮族或者东方人所言的胡人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在地理上隔开了几大古代文明，使得后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自成体系地发展，而且蛮族通过对东西方的持续攻击改变了后者发展的历史，从导致东西方文明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而在此前，两者的发展态势有着相当程度上的一致性：比如都建立了强大的帝国统治，以一个政治和文化的核心辐射周边地区；都保守地守着自己文明的路径而耽于吸收外来文化——匈奴人和日耳曼人充当了主要的破坏者角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