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这次日本右翼团体篡改史实所编撰的教科书事件来说，问题不在于这本教科书为日本各级学校的使用率不到百分之三，问题也不在编此书的团体和扶桑出版社是否只属日本少数极端右派分子，关键所在是：日本文部科学省何以居然通过了该书的审查？认为这套教科书中所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咎在中国，模糊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否认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而且还称二战时期“正是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发动战争，客观促使该地区国家提前了民族独立运动的时间”等内容是“合格”的？
过去，日本曾对外宣称，二战之后，日本天皇及历任首相曾至少17次向中国为战时行为道歉，事实上，日本政府所谓的道歉用语围绕在“深切反省”、“省思”这些字眼上，一直未能“谢罪”、“道歉”。因此，《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普雷特(Tom Plate)曾撰文表示，除非日本政府做出诸如首相不再到靖国神社参拜的行动，并且正经八百地学德国总理布兰特对历史的态度，正式向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道歉，否则，世世代代的日本人都将背负历史罪名，被历史罪行“挟持为人质”。
今年年中，中国将举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60周年的各项活动，免不了又掀起一波反日浪潮。我一度以为，日本想借着教科书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油气田勘采问题做文章，以图声东击西，使中国政府有所顾忌，为免掀起国内大浪，而降低、减少反法西斯战争60年的纪念活动。
但是，仔细判断，可能并非如此。一来日本政坛人物一向短视，不太可能有能力下如此超前几步的棋法；二来，即使为了避免在今年联大讨论改革方案期间，中国一波又一波反法西斯战争纪念活动造成日本“入常”的困扰，日本反而更应加强对中国的公关活动，不应以挑衅作为交换，何况中国民众未必懂得或接受这么复杂的“交换”逻辑。
自从明治维新后，日本当局一直认为西化后的日本在国力、在西化的程度上优于中国，对中国也一直存着轻视和蔑视态度，这种态度使日本军阀发动了对华侵略的致命性错误，时至今日，这种思维还支配着日本对中国的政策方向。
汪道涵先生曾告诉我，1982年，他担任上海市长时，为了发展上海汽车工业，曾邀请日本三大汽车工业的老板访问上海，寻求他们在上海投资设厂，但是这三个人同时拒绝，理由是中国国民所得太低，不是有利的市场。
汪道涵在民族自尊心受打击之余，立即转到欧洲访问，向德国大众汽车及法国汽车公司探询，结果，这些欧洲公司立即同意到上海设厂。也就因为如此捷足先登，德国大众汽车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远远超过日本车。据一位日本汽车公司的主管告诉笔者，这种错误判断是日本企业界所做过的最“致命”的错误。
其实，除了讨好日本右翼人士外，小泉纯一郎上任后对中国所表现的一连串态度，从宏观角度来看，不但误判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同时也因袭了过去日本人轻视、蔑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错估了年轻一代中国人在民族情绪上对日本的敌视是如此激烈。
在日本执政者看来，中国官方绝不愿见到反日活动蔓延到全国以致一发不可收拾，因此判断中国当局必压制反日示威，不能任其扩大。
这种逻辑的表现是：日本政府官员，从小泉首相到外长町村信孝等人，事后居然以挑衅性语言，高调要求中国道歉赔偿，并且保证不让日本使领馆人员及侨民再受到伤害，其实日本大可以温和地表示同样的意思。小泉政府甚至于公开表示，其外长町村信孝4月17日访问中国时，将向中国政府抗议此事。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竟然表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可能激发了反日情绪。
日本当局的算盘也许是：示威活动是中国政府面对的双刃剑：若不制止，会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若强力制止，则会触怒民众，使示威运动的矛头转向中国政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