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们没有看见船的踪迹，也没有看见什么漂浮的东西可以说明世界上还有别人存在。大海全是我们的，地平线上所有的大门都敞开着，真正的和平和自由从穹苍飘飘下降。
空气中新鲜的咸味，围绕着我们的一片洁净的碧蓝，似乎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洗干净了。对于我们在木筏上的人说来，文明人类的大问题似乎是虚假的—好像是人的头脑的邪恶的产物。只有大自然最重要。而大自然像是不理会这只小木筏，又像是认它为一个自然物体，它并没有破坏海的协调，而是像鸟和鱼一般，和水流大海适应了。大自然已经不是要和我们为难的、可怕的敌人，却成为一位可靠的朋友，始终不懈地、确定不变地帮助我们前进。风和浪推着、送着，在我们下面的洋流拉着，直向我们的目标而去。
无论在哪一个寻常日子里，如果有一只小船出海航行到我们这条路上，就会发现我们在带着小白浪花的波浪上静静地上下漂动，贸易风吹起橘红色的帆，一直驶向波利尼西亚。
船上的人还可以看到，筏尾上有一个棕色长胡子的人，没有穿衣服，他不是拖着一条纠结的绳子，用尽气力和长橹斗争，便是（如果是好天气）坐在木箱上，在大太阳里打盹，懒洋洋地把脚趾搭在橹上。
如果这人不是班德，那班德就正俯卧在竹屋门内，读着他那七十三本社会学书籍中的一本。班德曾被派为膳务员，负责搞好每天的食粮。不论何时何地，总可以看到赫曼—带着测量气象的仪器爬在桅顶上，戴了潜水眼镜钻在木筏下面检查龙骨板的情况，或是在木筏后拖着的橡皮艇里，忙着弄气球和古古怪怪的测量器具。他是我们的技术组长，负责气象和水路的观察研究。
纳德和陶斯坦总在忙着弄被打湿了的干电池，擦拭焊接的铁片和周圈。他们需要运用大战时的全部经验，才能在离水面一英尺之上，浪花和雾露之中，使那小小的电台工作不辍。
每天晚上，他们轮流把我们的报告和天气观察所得发送到空中，由碰巧的无线电爱好者收得，转送到华盛顿的气象研究所或者其他地方。艾立克常是坐着补帆，编接绳子，或者雕刻木块，画长胡子的人和怪鱼。每天一到中午，他拿了六分仪，爬上木箱，看着太阳，算出我们从昨天起走了多少路。我自己要写航海日记，写报告，搜集浮游生物，捕鱼，照相，也够忙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一定的责任范围，谁也不打扰别人的工作。一切艰苦的工作，例如掌舵和烧饭，都平均分配。每人掌舵每天两小时，每夜两小时。谁当厨师是根据一张值日表。筏上的法律和规则不多，只有：夜里值班掌舵的人腰上一定要围一根绳子，救命的绳子必须放在一定的地方，吃饭都要在竹屋外边，“方便场所”只能在筏尾木料的尽头。如果筏上要决议一项重要事件，我们便依照印第安人方式，召开一次会议，大家商量之后才能算数。
“康提基”上的一个寻常日子的开始，是前一晚的夜班把厨师叫醒，他睡眼惺忪地爬到晨晖照耀、露水凝结的甲板上，先把飞鱼捡起来。按波利尼西亚和秘鲁的吃法，都是把鱼生吃的，我们是在一个小火炉上煎了吃。火炉放在竹屋门外，紧拴在甲板上的一口空箱的底层。这口空箱是我们的厨房。东南贸易风总是从另一方面吹来，吹不到这厨房。只有在风浪过于向炉火显弄神通的时候，火才会烧着木箱。有一次，厨师睡着了，整个木箱成了一团火，火延烧到竹屋的墙上。烟窜进屋子，墙上的火很快被扑灭了。因为，归根结底，在“康提基”上取水，我们不用走太远的。
煎鱼的香味难得会把竹屋里打鼾的人唤醒。因此厨师必须用叉子去刺他们，或者高唱“早饭好了”，声调毫无板眼，谁听了都受不了。如果木筏旁边没有鲨鱼翅，那当天第一件事是跳进太平洋，赶快游一会儿，爬上来在筏边露天吃早饭。 |
